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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领导下能够取得成绩。提拔了一个干部，另外的人也就有了希望，以此来层层带动，激发整个干部队伍的积极性。
任何一个领导到了一个新单位，都希望能够给单位带来新气象、新希望、新动力，而要带来这三个“新”，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拔干部。哪怕提拔起来的干部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但只要工作表现好，能得到单位职工的认同，也就能够激发起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因为这样一来，单位上的干部就觉得有希望：比自己差的人都能够提拔起来，那么自己比提拔起来的人强，就应该更有希望。
池长才去找姜新生汇报沟通时，姜新生倒是满口同意，并问池长才具体人选情况，但因为事前并没有想到自己去找姜新生一说，姜新生就会同意，也就没有把自己准备提拔起来的干部的基本情况弄清楚，自己当然不好编造，只好先感谢姜新生，说下来后自己再把详细情况搞清楚以后再给姜新生汇报，在把准备提拔起来干部的基本情况弄清楚后再去给姜新生汇报，姜新生虽然同意了，但却提醒池长才说是政法系统的干部提拔，最好先给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沟通汇报一下，当然，组织部也可以启动提拔程序，但也要征求分管领导的意见，如果分管领导不同意，组织部门即使启动了程序，也会因为分管领导不同意而搁置起来。并且姜新生还给池长才建议，为了表示对分管领导的尊重，希望池长才还是先给分管领导汇报，分管领导同意后，组织部门这边再启动程序好一些，否则，组织部启动了提拔程序，但最后却因为分管领导不同意而搁置起来，对本单位和组织部门来说都不是好事。
应该说，姜新生的建议也是真心为池长才考虑，这也是因为两人都是外地人，大家在情感上有相通之处，否则，姜新生也不会给池长才说得这么具体。
哪知道，池长才去给苟益桥沟通汇报时，苟益桥却说池长才到丽春的时间不长，对一些情况还不了解，让池长才对丽春的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后再说。苟益桥是市委领导，又直接分管政法工作，他说了不同意，池长才当然没有办法。这实际上是苟益桥有意压制池长才的一种做法。但池长才对此毫无办法，自己虽然是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级别上讲和苟益桥同级，但从体制上来讲，苟益桥是领导，池长才还必须服从苟益桥的领导。后来有几次池长才去给苟益桥汇报公安系统干部的事，苟益桥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和借口否定了池长才的意见，池长才明知苟益桥是在有意和自己过不去，但也无可奈何，官大一级压死人，心里虽然对苟益桥不满，但他还不能到市委书记那里去告状，如果去书记那里告了状，不仅在书记那里会形成不好的印象，传到外面去了，不仅直接把自己和苟益桥摆在了对立面，而且其他人也会对他另眼相看，认为他人品有问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最深恶痛绝的行为之一就是告密，而且官场上又尤其忌讳这一点，它不仅是一个人官德的体现，也会被认为是一个人基本品德的体现。一个人品德不好，就会永远被人瞧不起。
这也是形成池长才与苟益桥关系不协调的原因之一。
这一次，苟益桥主动说到准备在公安系统提拔干部的事，池长才虽然感到意外，但当然也是求之不得。
听了池长才同意的话后，苟益桥说：“既然池市长同意，那我们就马上启动程序。为了确保这事能够顺利，也请池市长在公安系统中有意识地做一些引导，特别是时万勇那里，还请池市长先给他谈一下。”苟益桥这是有意卖个人情给池长才，苟益桥之所以要卖这个人情给池长才，是担心池长才在这个问题上不配合，那么很多事他苟益桥也不好办。毕竟人是人家单位上的，自己虽然是直接管理的领导，但在人事权上，还不能太过公开干预。
池长才并没有领会到苟益桥提拔时万勇的意图，只是觉得苟益桥让自己先给时万勇谈一下，是自己作为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应该走的一个程序：“好的，我下来后就给时万勇同志谈，把苟书记对公安干警的关心、关怀之意传达到。”
对池长才的话，苟益桥听了后感到很满意，就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池长才并没有完全领会到苟益桥所说的“我们应该做的”这话的意思，以为苟益桥所说的是指在干部提拔上的这些程序是作为领导应该做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