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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孩子大多是文盲而且不通英文。娴泰威胁她们不能逃跑，否则移民局抓着会被递解出境。她们被迫每周工作七天，每天从早晨5点一直干到半夜。她们得不到一分钱薪水而且经常挨打受骂。
1985年7月，娴泰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名女佣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翻墙逃到邻居家中。她含着眼泪用结结巴巴的英语请求邻人替她报警。
差不多同时，另一位在檀香山住宅的墨西哥女佣也请求邻居芭微莉·斯通帮助她逃跑。“她每天当牛做马奴隶般地干活儿，但凯梅斯家从未付她一分钱。她的身上有烫伤。”芭微莉告诉警方。
那时候娴泰和肯在加利福尼亚的拉荷纳租住了一套公寓。8月初的一天，他们在那里的一位女佣莫莉亚·维斯卡兹用对方付款方式打电话给她在桑坦纳的亲戚，诉说她在凯梅斯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并请求为她报警。这位不懂英文的姑娘甚至不知道她身在何处，警方只得靠那个电话查找她所在的城市和地址。莫莉亚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娴泰在美国本土聘用的女佣。她于当年6月1日在圣地亚哥一个求职中心接受了这份工作，从那以后两个月，她的亲戚和家人一直没有她的音讯，直到她打来这个电话。
1985年8月日，娴泰从华盛顿逃回加州后不足周，她与肯在拉荷纳再次双双被拘捕，尔后押解到圣地亚哥。奴役罪实在是太罕见了，以至于他们在聘请律师时颇费周折，有的律师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罪名。他们最后终于聘到的一位律师坦承他从未接手过这类案子，只得现去图书馆查找资料。自1977年以来，全美共有过15起奴役案。在加利福尼亚，上一桩奴役案发生于198年，6名偷渡入境的印度尼西亚人被蛇头以每人000美元的价格，卖给巴维列山庄的大户人家当佣人。
根据情节的轻重，法官为肯·凯梅斯设定10万美元保释金。于是在圣地亚哥监狱度过了三星期后，肯交款出狱候审。但法官拒绝保释娴泰。经华盛顿、拉斯维加斯和圣地亚哥三方法庭协商，娴泰最后被引渡到著名的赌城受审。鉴于上次华盛顿的教训，拉斯维加斯警方对娴泰镣铐加身严密看守。
1985年圣诞节前夕，娴泰开始向监狱当局称病，诉说的症状包括：头痛、晕眩、肠痉挛、高血压、视力减退、皮肤干燥、双腿浮肿、**瘙痒、面部麻木、口臭、牙痛、脚趾脱臼等等。圣诞节的第二天，狱方派看守押送她到内华达纪念医院就诊，三天后，娴泰再次逃跑。
为三州协调此案的联邦调查局很快查寻到娴泰的行踪。娴泰逃跑的当天晚上借宿在一位名叫西娜·彼肖普的酒吧女郎的公寓里，她告诉西娜她是被释放出狱的。后来她又打电话给她的中学好友璐丝·坦尼，说是要去看她。璐丝家当时住在雷诺城，离拉斯维加斯约400英里。西娜·彼肖普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几天后，当娴泰再次与西娜电话联系时，西娜把娴泰约到她工作的酒吧。这一次轮到娴泰上当了。她还没来得及踏进酒吧的门槛，就在停车场被缉拿归案。
押解娴泰去医院的女警员因涉嫌受贿7000美元协助犯人逃跑而被解除公职。
娴泰奴役案的开庭成了当地两家报纸的头条新闻，连全国三大电视网也播发了消息。对大多数读者和电视观众而言，在现代社会拥有奴隶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里的故事。
近10名曾经在娴泰手下当女佣的姑娘走上证人席，在翻译的帮助下为公诉方出庭作证。她们中的每一位到了凯梅斯家以后，都被迫在一张英文写成的契约文书上签字，契约的一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你在我们这里最好是开心一点，因为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你永远不得离开这里。”姑娘们众口一词地谴责娴泰拒付曾许诺给她们的工资和每周两天的休息日，限制她们的行动自由，不允许她们与家人联系，不允许使用电话，动辄对她们打骂体罚，甚至不允许她们辞工。好几位姑娘向法庭出示了她们身上被娴泰烫伤的伤痕。以下是部分女佣的证词：
玛丽雅·沙迦多——
每次娴泰外出时，都把家里唯一的电话拆成两半，分别藏在抽屉和衣橱里。有一次娴泰一拳打在她的脸上。玛丽雅后来砸开窗户翻墙逃走。
安娜·索利亚罗——
到凯梅斯家的第一天，娴泰从她的手提包里搜走了所有的证件。
有一次安娜给家里写信，娴泰主动提出替她去寄，结果把信给扣下了。安娜后来和玛丽雅一起跳窗逃跑。
多洛莉丝·维斯卡兹——
娴泰曾持枪威胁她，还骂她是蠢猪。有一次多洛莉丝因烤焦了面包而挨打。还有一次她生病不能干活，娴泰趁她洗澡的时候用烫水浇她。
蒙丽贝尔·兰米利兹——
娴泰曾经用熨斗烙她，还把她锁在壁橱里关了一个通宵。
凯梅斯家的家庭教师梅珞蒂·科茨告诉法庭，她亲眼看见娴泰阿美丽娅·俄索里奥的耳光，还抓掉了她的头发。梅珞蒂说，有一次娴泰派她去墨西哥物色女佣，告诉她要挑老实听话不懂英语的姑娘以便于管教，还教她如何带着那些墨西哥女孩子从圣地亚哥的海边溜过来，以避开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
被告方传唤的证人都是娴泰的亲朋好友。他们说凯梅斯家里确实经常门窗紧闭戒备森严，但那并不是为了对付女佣们，而是防范其他的人。比如肯·凯梅斯的家人就一直企图加害于娴泰和她的儿子肯尼。这些证人们在法庭上又讲述了一遍娴泰在车里发现毒蛇的故事，以及某夜有人进入娴泰的办公室，用血在墙上写下威胁恐吓的话，还画了一幅一个人上吊的图。据这些证人讲，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凯梅斯家的女佣被限制行动自由，女佣们完全有机会向别人诉说她们的遭遇，也有机会离开凯梅斯家，但是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联合起来告上法庭，显然是想在百万富翁身上狠狠地敲诈一笔。
于是，公诉方又请出另一位证人——凯梅斯家附近一家餐馆的老板克利斯·卡拉莫洛。他说有一次，娴泰的一位女佣逃到他那里，用西班牙语向他求救。他听了她的悲惨遭遇决定帮助她。当克利斯去凯梅斯家取姑娘的物品时，娴泰声称姑娘签有合同不得随便离开。直到克利斯威胁要报警，娴泰的口气才软了下来。后来克利斯送姑娘到机场，替她买了去圣地亚哥的机票。
经过11天的审理，陪审团在1986年月的最后一天作出裁决，娴泰被起诉的16项罪名中有14项成立，包括奴役、虐待、非法拥有奴隶，偷运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在关押期间逃跑等等。另外两项因所涉及的女佣在凯梅斯家工作不到5天而撤诉。4月中旬，娴泰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同时，法院要求娴泰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肯·凯梅斯因健康原因缺席审判。他被陪审团裁决有罪，罚款7万美元，免除刑事处分。
据肯尼儿时的伙伴们回忆，娴泰蹲监狱的那段时间被肯尼称为他的“黄金时代”。在肯尼小的时候，娴泰一方面把他交给保姆、佣人和家庭教师，自己对儿子却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另一方面又独断专行地将肯尼与世隔绝，不准他上幼儿园，去学校，甚至不许他与别的孩子玩耍。自从1985年秋天，娴泰进了“联邦俱乐部”——肯·凯梅斯这样对儿子解释母亲的去向——肯尼终于能够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们一起到拉斯维加斯的圣维亚小学念书。同学们很喜欢去肯尼家在吉隆尼摩路的那座大宅子里玩耍。孩子们至今还记得，肯尼的父亲看上去很老，跟别的孩子的祖父差不多。老肯一反平日的小气财迷，对儿子的朋友们宽容大度。他经常领他们去麦当劳或必胜客，有一次还带着几个孩子坐飞机到洛杉矶，住进豪华宾馆，在全美首富的巴维列山庄为孩子们买了几千美元的东西。
此时已经年逾古稀的肯·凯梅斯趁着娴泰不在跟前，将占自己财富近一半的大量现金偷偷转移到美国境外，存入巴哈马群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上的一些银行里。这些银行和瑞士银行一样，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制度。
***年年初，娴泰被提前释放出狱。年迈的肯几乎无法、也无力拒绝娴泰再次踏进凯梅斯家的大门，尽管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果然，父子俩平静和谐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娴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14岁的肯尼从毕休浦·戈曼中学退学，由娴泰重新为他聘请家庭教师。第二件事是搬家，理由是，她无颜以刑满释放犯的身份与旧邻相处，需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她底细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些改变当然都少不了频繁而剧烈的争吵，为了退学的事，肯尼甚至和母亲动了手。还有一次，据肯尼讲，娴泰和肯都喝了不少酒，娴泰用一只威士忌瓶子砸破了肯的头，送到医院里缝了好几针。但肯尼说，更多的争吵是为了给肯特的钱。娴泰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儿子肯特·沃尔克不断地问她要钱，娴泰于是不断地向肯施加压力。有一次肯特拿走了10万美元，不到半年又要0万。肯问他：“上次给的那10万元呢？”肯特无言以对。多年后，肯特·沃尔克在他口述的《诈骗犯之子》一书中称，继父肯·凯梅斯对他很好，不但出资供他上了大学，而且帮他在拉斯维加斯建立了自己的吸尘器销售公司。
1990年7月，娴泰为凯梅斯家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房子向楚波保险公司投保一百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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