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金庸狭路相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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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兄的境界。我是万卷书也读了，万里路也行了，乱七八糟的觉也睡了一万多回了，可是眼看要到四十不惑的冷血大关了，却反而愈加容易感动起来。美国人死了我也伤感，伊拉克人死了我也叹息，气得我夫人咬牙切齿地咒骂我：“更年期这么早就来了！”

    由于迷恋金庸，我开始疯狂地阅读武侠。但是几百部读下来，大多都忘记了。没有炒作，没有指导，甚至没有正版，是亿万人的阅读实践，把金庸的名字铭刻到了人类的文学史上。我加入了谈侠论剑的行列，由同学间，谈到老师处。我和其他同学，向钱理群这位以严肃著称的导师推荐金庸，我们夸张地说，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得一半的中国文学。于是，钱理群老师读了金庸，后来还写了研究文章，他和吴晓东著的插图本文学史第一次列入了金庸的内容。钱老师又鼓励我们把金庸当成严肃文学来谈。于是，我又抱着研究者的态度一遍一遍重读金庸，但是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泪水。这时，我知道了金庸的读者原来是遍布全球和几乎所有的领域的，邓小平、蒋经国、华罗庚、杨振宁、王选、李陀、冯其庸都对金庸小说评价很高。但是，要在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高学府公开研究金庸，以我的年龄身份，是必遭保守势力疯狂漫骂陷害而自取灭亡的。陈平原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才华写出武侠小说研究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在大学界振奋一时。然而陈平原老师居然也不敢乘胜开设武侠小说研究课，可见金庸进入北大阻力之巨。

    打破坚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严家炎先生。我考上他的博士生后才知道，严家炎先生不但也是金庸迷，而且早已在美国讲授过金庸问题。社会上有些黄口小儿散布谣言说严家炎自己喜欢金庸，就强迫学生都研究金庸，污蔑他是“误我青年，毁我文学”其实我博士生读了一年，才和严老师互相发现对方是金庸迷，而且严老师从不束缚学生的研究方向，我们不过是巧遇同道而已。严老师的其他学生都对金庸研究不大感兴趣。我跟严老师的金庸观也并不完全相同，我的博士论文也并非写金庸的。我最佩服的一些导师往往都具有超人的学术勇气，严家炎先生那么高的学术声誉仍然锐意进取。他率先在北大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课，后又出版金庸小说论稿。果然社会上枪林弹雨袭来，颇有踏平北大之势。照我的意思，根本不用理睬，严先生却一丝不苟，每责必答，那种儒侠风范令人格外感动。在严家炎先生促成下，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金庸，跟他合了影。后来，北大又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这时，我已经三十多岁，有资格说几句真话了。于是开始写点赏析金庸的文字，包括与严家炎、冯其庸、陈墨等先生一起点评了金庸的小说。一些学校和电台电视台轮番请我去讲金庸小说。那几年，社会上压制歧视金庸的正统力量很大，所以，我学习金庸研究先行者陈墨先生的策略，对金庸小说以热情肯定为主，采取一种坚决的抗争姿态。其实我对金庸小说包括金庸本人也颇有不满的意见，余杰先生、骆爽先生、迟宇宙先生的一些批评金庸的文字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但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在极左势力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汹汹攻势下，首先要保护人民大众自由阅读的权利。只有在自由阅读金庸的前提下，才可能自由地谈论金庸小说艺术的是非得失。

    进入21世纪，我们终于用艰苦的战斗拓展了在学术界谈论金庸的空间。金庸开始进入各种文学史。我还把金庸讲到了国外，把研究金庸的文章也发表到了国外。最近我参与主编的大学通俗文学教材中，我专门写了一章武侠小说的革命巨人金庸。我今后的研究重点仍是鲁迅老舍曹禺等作家，但金庸还是会经常遭遇的，因为这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文化焦点。

    遭遇金庸已经二十年了，金庸已经成了一个有点碎嘴唠叨的老人，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也越来越俗不可耐。但是我忘不了金庸小说带给我的感动和我知道的带给别人的感动。为了休闲，为了备课，为了研究，我肯定还要许多次打开金庸的小说。我不能预料当我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的时候，面对那些段落，还会不会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