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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暑假，钟书由陆路改乘轮船，辗转回到上海。当时辣斐德路钱家的人口还在增加。一年前，我曾在辣斐德路弄堂里租到一间房，住了一个月，退了。这回，却哪里也找不到房子，只好挤居钱家楼下客堂里。我和圆圆在钟书到达之前，已在辣斐德路住下等他。
钟书面目黧黑，头发也太长了，穿一件夏布长衫，式样很土，布也很粗。他从船上为女儿带回一只外国橘子。圆圆见过了爸爸，很好奇地站在一边观看。她接过橘子，就转交妈妈，只注目看着这个陌生人。两年不见，她好像已经不认识了。她看见爸爸带回的行李放在妈妈床边，很不放心，猜疑地监视着，晚饭后，圆圆对爸爸发话了。
“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她要赶爸爸走。
钟书很窝囊地笑说：“我倒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
“自然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认识的。”这是圆圆的原话，我只把无锡话改为国语。我当时非常惊奇，所以把她的话一字字记住了。
钟书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圆圆立即感化了似的和爸爸非常友好，妈妈都退居第二了。圆圆始终和爸爸最“哥们”钟书说的什么话，我当时没问，以后也没想到问，现在已没人可问。他是否说“你一生出来，我就认识你”？是否说“你是我的女儿”？是否说“我是你的爸爸”？我们三个人中间，我是最笨的一个。钟书究竟说了什么话，一下子就赢得女儿的友情，我猜不出来，只好存疑，只好永远是个谜了。反正他们两个立即成了好朋友。
她和爸爸一起玩笑，一起淘气，一起吵闹。从前，圆圆在辣斐德路乖得出奇，自从爸爸回来，圆圆不乖了，和爸爸没大没小地玩闹，简直变了个样儿。她那时虚岁五岁，实足年龄是四岁零两三个月。向来只有人疼她，有人管她、教她，却从来没有一个一同淘气玩耍的伴儿。
圆圆去世，六十岁还欠两个多月。去世前一两个月，她躺在病床上还在写我们仨。第一节就是爸爸逗我玩。现在，我把她的记事，附在卷末。
钟书这次回上海，只准备度个暑假。他已获悉清华决议聘他回校。消息也许是吴宓老师传的。所以钟书已辞去蓝田的职务，准备再回西南联大。槐聚诗存1941年有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据清华大学档案，1941年3月4日，确有聘请钱钟书回校的记录。据吴宓日记，系里通过决议，请钟书回校任教是1940年11月6日的事，日记上说“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吴宓日记vii，258页）。钟书并不知道有“忌之者明示反对”也不知道当时的系主任是陈福田。
陈福田是华侨，对祖国文化欠根底，钟书在校时，他不过是外语系的一位教师，远不是什么主任。钟书从不称陈福田先生或陈福田，只称f-t。他和f-t-从无交往。
钟书满以为不日就会收到清华的聘约。“他痴汉等婆娘”似的一等再等，清华杳无消息。钟书的二弟已携带妻子儿女到外地就职，钟书的妹妹已到爹爹身边去，钟书还在等待清华的聘书。
我问钟书：是不是弄错了，清华并没有聘你回校。看样子他是错了。钟书踌躇说，袁同礼曾和他有约，如不便入内地，可到中央图书馆任职。我不知钟书是否给袁同礼去过信。钟书后来曾告诉我，叶先生对袁同礼说他骄傲，但我也不知有何根据。仅正清华和袁同礼都杳无音信。
快开学了，钟书觉得两处落空，有失业的危险。他的好友陈麟瑞当时任暨南大学英文系主任，钟书就向陈麟瑞求职。陈说：“正好，系里都对孙大雨不满，你来就顶了他。”钟书只闻孙大雨之名，并不相识。但是他决不肯夺取别人的职位，所以一口拒绝了。他接受了我爸爸让给他的震旦女校两个钟点的课。
10月左右，陈福田先生有事来上海。他以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亲来聘请钱钟书回校。清华既决定聘钱钟书回校，聘书早该寄出了。迟迟不发，显然是不欢迎他。既然不受欢迎，何苦挨上去自讨没趣呢？钟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他客客气气地辞谢了聘请，陈福田完成任务就走了，他们没谈几句话。
我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
爹爹经常有家信，信总是写给小儿子的，每信必夸他“持家奉母”自从钟书回上海“持家奉母”之外又多了“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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