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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时间尚未来到，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尼采。
1900年八月二十五日，这个一生都饱受孤独和偏见的哲学天才永远的安静了下来。
“我不希望成为神圣的人，我之所以在死前拿出这本书，就是为了要防止别人对我的恶作剧。
然而尼采真正的不幸就在于他去世之后仍遭受着各种误解并且一次次的把他那些哲学巨著当成某些人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宣传工具。
在龙应台的一篇随笔里曾这样写道她在魏玛所看到的一切。歌德的纪念馆前门庭若市，而尼采纪念馆的看门人则百无聊赖。没想到在德国这个素以严肃思考为荣的国度里，人们至今误解着这位善良的老人。
尼采是不幸的。他从小出生在一个基督家庭，作为牧师的父亲在他六岁那年，因患脑软化症逝世。从此幼小的尼采便与两个姐姐和母亲相依为命。在她们之中尼采与妹妹伊莉莎白的关系最好。这在尼采逝世后其作品由妹妹接手并且发表可以看出。（而这正是后人误解尼采的一个原因。伊莉莎白篡改了尼采的一些作品，为了她自己的目的肆虐的加以利用，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使她那位德国民族主义者首领的丈夫成为民族英雄，而尼采那些动人的理论就这样被扭曲和误解了）。然而正是由于这钟情况，以希特勒为首的军国主义利用尼采对“意志”和“力”的阐述，宣扬种族优势主义蛊惑人心。二战对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次巨大的灾难，而因为上述的原因，人们对尼采至今的非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尼采到底是不是一个军国主义、反种族主义的支持者呢？
显然不是的。
在他那本著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曾这样描述过自己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反有人民之处，则不知有国家，憎恨它犹如罪恶之眼，又如习惯与法律上的罪恶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我，无论好人或坏人；国家，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慢性自杀——却成为‘生活’另方面，我也许比现代德国——帝国的日耳曼——更像日耳曼人，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
有人说尼采赞美拿破仑就是赞美军国主义，其实不然。尼采不是从文化价值上称赞拿破仑，而是在精神意志上对拿破仑的欣赏。尼采心目中的超人不是那张用成堆的白骨堆积成的皇座，也不是谁攻城略地的武功，而是那惊人潜能的发挥，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之所以这样理解尼采对拿破仑的赞美也是因为在尼采所处的时代就是俾斯麦统治的时期，而尼采痛恨国家为一切权利的象征，这在他的一些书信中得以体现“我对‘德国国粹’并没有兴趣，在当今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是对所有文明国家的一种危险势力现在的欧洲，我只对法国和俄国的知识分子感到亲切，我对这批‘德国至上’的同胞，反而没有什么认同可言。”
他对权利有着发自内心的痛恨“不要相信那些有惩罚冲动的人，他们的面上有刽子手和侦察犬的容色。他们自称‘正人君子’时，可别忘了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只缺权利。”“许多掌权势的人们，为了表明和民众打成一片，就在他们的驷马之前系着一条小驴。”“善恶永远不变——是不存在的。他们以自己的善恶来定义价值，来滥用权威”
尼采是一名绝对的反基督者。那些训示的腐朽的礼教与他热爱自然向往活力的天性格格不入。
尼采在大学里学的是古典语言学，成绩优秀，曾被誉为“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毕业时才二十四岁，就当上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当地的上流社会也对他笑脸相迎。然而在尼采看来这一些却糟透了“我生活在一片孤独的灰云里，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我无法拒绝人情应酬的压力，不得已在会场上和形形色色的手拉在一块，这些人称我为‘教授’，他们自己被这个头衔冲昏了，他们还以为我是太阳下面最快乐的人！”
早期的尼采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愤然独谴其身而造成了与社会的隔阂，那时的他是孤独的。而在后期的那种在创作中奋然向升的孤独感则更另他有着常人所不及的气质。
基督教宣扬“原罪”宣扬“爱”而在尼采的眼里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尼采认为灵魂蔑视肉体不应该被认为是件高尚的事情，他看到的那些教徒和牧师们的灵魂更加的苍白、脊弱“肉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义而多元。我的兄弟，你所谓的‘灵魂’的小理智，便是你肉体的工具”尼采认为不能轻视肉体本身，不能把人的生命定义为悲观意念，让生命自然的膜拜那些无声无息的影子。
基督教里的爱是“怜悯”这与尼采的“超人”学说和“遗志”学说格格不入。在尼采看来怜悯能使人意气消沉，妨碍生命力的开展。“乍看来，怜悯是一种慈善的表情，其实它暗中却消除了对方的自尊心，独立性，以及自我人格的完整，这对被怜悯者如同无形的暗杀。当我们感到怜悯时，我们的能力便被剥夺了。能力的丧失，生命中的苦难便随着更加的增多。”
尼采的这种“超善恶”的道德观是要重建人的尊严，发挥人的个性，是人能主宰自己，使人做自己的主人，不要做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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