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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大江先生，你不是为了网罗名声以及奉承，而是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随的复杂且不见人踪的泥沼，在动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不可估量的信誉力量。”
此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萨义德本人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具有代表性的教授，还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文学理论家。而且，他曾把来到纽约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阿拉法特那份讲演稿，帮助翻译成地地道道的英语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时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问题里去。但是，由于对阿拉法特路线感到不谐调，便抽身离开了阿拉法特。对于奥斯陆协议，他是最为强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后，作为独立写作者，他继续从事着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工作。在现实中，萨义德不是那种沾着满身泥水进行活动的人。我——当然无法与他相比——也一直坚持反权力的立场，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那样，即使参加了示威游行，也不曾将其置于小说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经常只是在持续着小说家的人生。我没有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经历，估计也不会有人将我视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小田实呀，他是一个好作家和优秀评论家，与此同时，还是深入现实的活动家。虽然我也参加了同一个市民运动1，却将重心置于文学之上。较之于实际运动，我更多是在使自己的主张显得合理。因此，在现实的运动中，我们的主张总是归于失败，比如广岛问题、冲绳问题、核武器问题，还有不久将要出现的宪法危机，全都是如此，自己的主张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然而，即使撞进无法通过的死胡同，也从不曾被打翻在地以致考虑背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感到自己是虎头蛇尾之人的缘故了。
井上厦的艺术性工作和实际活动也是大致如此吧。他在创作非常有趣的、崭新的戏剧，比如广岛的人们在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后仍顽强生活下去，他创作了表现这种内容的美丽的戏剧，并被改编为电影，以便让外国观众也能够理解。最近，我在法国演讲时，也碰到有关井上厦的戏剧的提问。他就这样将人生的重心放在了演剧或者文学之上。此外，对于他作为市民在“九条会”开展的活动，我有一种亲近感和敬意。
——也不知是那种生活下去的姿态，还是出于灵魂的共鸣，对于萨义德与大江先生这两人的发言，我感触良多。与您同年出生的萨义德，因白血病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去世了，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为朋友们留下了“就理性而言，我是悲观主义的，可就意志而言，我是乐观主义的”这么一句话语。他告诉朋友，阿拉法特是无可替代的，并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可相信事态终将改善，就这个意义而言，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大家也都在说，他有必要相信人们不可能永远持续彼此间的争端，对于萨义德来说，这个必要是非常迫切的。最近我看了由佐藤真1导演的格格不入2这部电影，大江先生在被这顶核保护伞所覆盖的状况下，作了大胆贯穿着乐观主义的发言，现在，我终于理解了您这个发言的真意。与此同时，萨义德在面对“后期的工作”时，也被大江先生的作品表现出来的“悲叹”（grief）情感所大大触动。
实际上，我曾经收到过写有以上内容的信函。年过五十之后我创作的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很快就出版了法文译本，萨义德在与我邂逅相识时，就对我说了他的批评意见，说是为此写了很长的读书笔记。而且呀，他对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里出现的那位名叫义兄的出场人物产生了共鸣。这位年岁稍长的义兄一直在引导着与我本人多有重合的主人公，他给那位与我相似，也是作家的主人公写了一封批判的信函：
在你的观察中，你所说的“悲叹”也就是grief这种感情，会反复抓住超过一定年龄的人。对于你的这个观察，作为基于经验的语言，我也表示赞同，实际上我也确实产生了共鸣，甚至想将其改称为攫取住我们的“悲叹”之感情。但是，倘若让我这个年岁稍长于你的人用同样基于经验的语言来表述的话，也会存在与你所说的内容不尽一致的地方。年轻的时候，也会持有某种悲叹的感情，但那是一种粗野的东西。对于这个观察，我表示完全赞成（中略）。另外，关于你接下去所说——上了年岁后便会意识到，那种东西却变成了非常安静的悲叹——的看法，细说起来，我还是表示阶段性的、过程性的赞同，因为我回想起，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时期，我本人也曾自觉到了这种情感。但是，对于下面这一段话语，比你年长五岁的我却是绝对无法赞同：我在想，今后随着年岁的进一步增长（作为非常安静的悲叹之感情），这种感情该不会越发深沉吧。上了年岁，接着突然发生某种倒退，粗野的，叫做悲叹的那种东西或许正在等待着自己。k君啊，你没这么想过吗？
就是这一段，说是他做了笔记。萨义德在去世前的十年间一直思考和记录下来的东西经整理后，便是在纽约出版的晚期风格1这部文集，其内封上只有我那篇长长的推荐文。这是一部有关艺术家晚年工作之姿态的著作。萨义德在书中表示，人到晚年之后，无论悲伤也好，愤怒也好，对于人生以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够以猛烈的势头调整这一切、面对这一切、并推进自己工作的，则是艺术家。贝多芬曾这样做过，说到演奏家，格鲁恩古尔德1也是如此，作家托马斯曼亦做过同样的事。晚年的萨义德所思考的主题，是我在自己没有觉察到的状态下，作为针对主人公的批判性呼吁，于将近二十年前写入自己的小说之中的。而将其解读出来的，则是爱德华萨义德！
所谓文学，其到达之处常常会超越其作者（或是诗人或是作家）的意识这是我从年轻时就持有的信条。我总是在梦想，这个奇迹能否也在自己身上应验，如果能够应验的话，那就太好了。总之，除了写小说之外再无能事的我，就在这个梦境中生活至今。尤其是我，自从患有先天残疾的孩子出生以来，我认为必须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同儿子光一起生活。不过，文学还在继续。只要我还在从事着文学，自己的文学就要表现与儿子的共同生活。于是，文学写作便同我与儿子的共生重叠起来，双方只能是那种互相深化的关系。当时我还认为，这个做法或许会成为自己的想象力的一种形式。就这样，我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后来，就出现了萨义德这样的读者，通过作品的翻译文本解读出在那四十年过程中自己未曾觉察到的东西。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这一切实在不可思议吧？这就是文学这门艺术最具魅力的妙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