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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停止,漫长而旷日持久的西北战线得以收缩,宋军转入防范、训练和参与地方建设,原本用于战争消耗的物资转移到经济和民用领域。家有余粮心不慌,如今腾出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经济建设,长安的军训基地有了更多的建设资金,征地、建房、购置设备设施,诸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军事基地占地极广,分为几大部分,有军官训练营、士兵训练营、步兵营、骑兵营、器械营和火器训练营。所有的场地和设施不可能一步到位,只能先征地,作出整体规划,再建二个兵营,设施方面暂时置办一部分,其余的留待以后一步步完善。
长安军营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资金问题之外,还有征地问题、调将问题、管理问题,以及教材问题、课研问题,一个个难题接踵而至,费心劳神。
军政诸务,需要银两,农工商政军,教育科研,哪一项不花钱,钱从何来?而今战事已停,虽说军事开支大为减少,但部队每天要吃饭,就以10万兵马为例,每人每天消耗1斤粮食来计算,一天就是10万斤军粮,一个月就是300万斤,一年就是3600万斤。这只是其中一项开销,还有军器军械军马和官兵的俸银呢?西北有几十万军士,即使让一部分回地方,短期内也难以做到。
为研究开源节流和军队转制问题,专门召开三路军政主官会议。与会者为安抚使、转运使、承宣使以及重镇的知府和经略,议题是如何增收节支,如何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与会人员提了不少可行性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渭州知州王恩等人提议裁撤冗员,军队实行耕屯。刘仲偃等人提议发展工商,鼓励民间通商,同时增设官商。五代至宋,工商较为发达,远比明清时代开明和开拓。
王恩身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历任西北军政要员,敢作敢为。史载:“王恩尝汰禁卒数十人,枢密请命都承旨覆视,恩言:‘朝廷选三帅,付以军政,今去数十冗卒而不足信,即其他无可为者。’帝立为罢之。眷顾甚隆。知渭州时,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士耕屯,为三十一部,以省馈饷。”
大规模裁撤冗员,阻力必大,眼下不易实行,只宜缓行。军队屯田,则为上策。曹操试行屯田制,既保留军力,又解决了军粮;八路军当年在陕甘宁一带为打破日寇封锁,进行大生产运动,开发了陕北江南。如今的西北比起三国时代和抗战时期要优越得多,由于宋夏多年战争,荒废的田地不少,西北军队就地耕种和训练,可谓得其所哉。
致于设立官商,只是战时权宜之计,不宜长搞。官商与民争利,又容易造成垄断,不利于繁荣市场,发展经济,财政一旦好转,即应撤除。官商的经营项目要加以限制和控制,列入官商的有盐巴、茶叶、酒类、优质铁器、优质马匹等物。盐巴、茶叶和酒本来就是官府专营,优质铁器和马匹则是战略物资,需由官府经营。致于民间从外番贩回马匹,官府有权优先购买良马,价格按市场价计算。
其他一些稀缺的战略物资也列入官商的范畴,有人建议扩大官商的范围,刘通没有同意。官商存在先天性缺陷,压抑经济发展,造成垄断和不平等竞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官商宜少而不已多,宜短期经营而不宜长期经营。
一系列新的措施和一些非常之举,使经济民生得到恢复,财政状况也在好转。水涨船自高,长安军营的建设有了更多的资金,步伐得到加快。后续征地和二期工程紧接着进行,期间又碰到居民的抵触问题、安置问题。
九月里一天,刘通等人往东郊视察后续工程的进展。一行人过了灞桥,往前方而行,郊外秋意盎然,秋风拂面而来。农人在田间劳作,牧童在河边嬉戏,四野秋色无边。
刘通等人来到工地,负责基建的官员报称,有村民不让施工,理由是安家费没有着落,山上的祖坟也还没迁。此事处置不当,可能引起骚乱。
原来村民的坟墓未迁,是因为新的墓地有争执,人家那里有旧坟,不让建新坟。此事需得官府出面裁决。古人极重风水,迁坟建墓是大事,一是要选山场,二是要选吉日,新坟需与旧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得抢旧坟的灵气。经过官府主持,请风水先生测算,最后确定新坟的位置。刘通虽不相信这些,却也要入乡随俗,按当地民俗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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