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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经常这个村没有唱完，下个村就预定好了，甚至还有争抢的现象。真是争抢也没有抢到的时候，村里便自己想办法了。算卦的瞎子刘平时爱哼上两句，人们便打他的主意，老刘直摆手，无奈架不住人们的连哄带骗，就红着脸上场了。没有鼓有人把家里的锅盖拿来，顺便还带来了敲鼓的筷子，一出自娱自乐的戏在人们的哄笑中开演了。想想够滑稽，白天算卦蒙人骗人费劲口舌，晚上说书依旧要挖空心思构思故事去说给乡亲去听，这瞎子老刘注定给说干上了。有一次说的晚了，因为大人明天要下地干活就走了，只剩下几个小孩；老刘海在津津有味地说着，忽然来了一头猪在他的鼓架子上蹭了蹭差点把家伙弄倒，老刘赶紧喊到：别挤，再挤就没有法说了；猪又尿了一泡尿，激动的老刘说，快结束了，就别再倒茶了引得小孩子们笑破肚皮在地上打滚
农村说书艺人们很平易近人，他们绝没有百家讲坛教授们的风采，他们文化不见得高，就是借助三寸不烂之舌，凭着超越常人的悟性记忆对所说的段子底本进行加工，处处以听众的需要为中心，取材充分尊重群众需要，所以那时说书带给观众的才是艺术的原生态。它最大的特点是通俗易懂，小村人围住艺人沉浸在栩栩如生的故事里，这能给劳累一天的农人带来强烈的听觉刺激，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小村人首选的艺术。
那时说书的内容多是野史演义，什么三侠五义、七侠五义、隋唐演义，什么混龙传、东周列国传，什么姜子牙、诸葛亮都是说唱的选择。说唱时艺人很投入很夸张地倾注自己的主观情感，这叫做“个人嘴里变巧能”忽而激昂大义慷慨陈词，忽而如泣如诉泪如雨下，又忽而抑扬顿挫婉转悠长，听众们的感情随着艺人的表演起伏，一部野史演义能在他们嘴里洋洋洒洒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农村人文盲多，不懂什么四书五经，应时而生的大鼓书无形中匡正了小村人的处事理念。
后来由于“文革”的到来？红卫兵要“破四旧”大鼓书艺人的野史演义类底本名正言顺的成了“破”的对象，统统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过说书这种民间艺术形式还是出奇地活了下来，内容也随着时代需要发生了变化，这也是为了响应伟大旗手的号召。红色经典的平原枪声、烈火金钢、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成了说书人的必修课。由于这些故事内容都是讲述平民英雄，骨子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农村老百姓照样百听不厌。那时国家不可能引进好莱坞大片，更谈不上有所谓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入，说书成了那个饥渴年代里最抢手的精神食粮，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档次明显高于现在一些电视台的垃圾节目。在艺人一张能说会道的嘴里，李向阳、马英、史更新、老洪、杨子荣等一批英雄成了不朽的灵魂，以至于现在当时的人们还能耳熟能详其中的一些英雄。
再后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了，农村改革硕果累累，农民兄弟腰包鼓起来了，紧接着电视机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到了晚上坐在被窝里看电视成了一种享受生活的模式。此时的说书人越来越感到生活的压力，拥有的听众越来越少得可怜，尽管艺人们绞尽脑汁想保护这种民间艺术，可终究抵挡不住听众的递减，慢慢“说书”二字竟成了一个名词出现在字典里，这种艺术形式也只是偶尔在电视里露一下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