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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若不是后来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战败，前秦帝国土崩瓦解，氐人的足迹，将会遍布长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人口或许会如今天的汉民族一样众多。
在经济生活方面，氐族以定居农业为主。乡居悉以板盖屋，在风格上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截然不同。农业经济发达，《魏略》有云：氐“俗能织布，善种田，畜养豕、牛、马、驴、骡”。氐人利用麻缕所织成的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
在社会组织方面，氐人各部“自有君长”，众多分支“各有称号”，西汉初年，部落中作为统治阶级代表的“王”、“ 侯”已经形成。《魏略·西戎传》中提及：“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 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人虽然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接受中央政府册封，但是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本部落豪帅或小帅的支配。
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交往日久，所以又兼通汉语。《魏略·西戎传》云：“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通典》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在和汉人接触交往时，氐人就说汉语，回到自己家中，氐人就说自己的氐语。这一点，很是和今天的维吾尔族人民相似，大多能够像掌握母语一样掌握汉语。
氐人服饰尚青、绛及白色，善
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丝绸穿不起），民族特色鲜明。《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武兴国传》亦提及氐人服饰特点，“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 被（披）发覆面”不同，仿佛处于两个不同社会阶段的族群。
不过，氐人早期婚嫁风俗与羌族相似。《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其嫂。”《魏略·西戎传》亦云：“其嫁娶有似于羌。”不过，至公元五、六世纪，由于与汉族杂居，氐人的婚俗、文化深受影响，变化颇大，“婚姻备六礼，知书疏”，那时与羌族的习俗已经相去甚远了。
众多的民族特色并没有为氐族人民带来富足幸福的生活，就像博大深厚的中华文明依旧让华夏儿女多灾多难一样，氐族人民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即使是晋国一统时期，即使有泰康临世，其生活依旧可以用凄惨来形容。
那时，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一方面对氐族上层统治者封官赐爵，羁糜拉拢；一方面对氐族下层百姓实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
晋初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较曹魏时的田租多了一倍。并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而且，地方官员大多任非其才，或贪婪，或残暴，对辖区各少数民族妄加诛戮，随意剥削，更加深了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苦难。内迁诸族往往沦为依附农民或相当于依附农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卖为奴婢。比如那个石勒，其境遇足以让我们管中窥豹。从奴隶到主人的机遇是鲜有的，但沦为奴隶的境遇却是普遍的。
值得庆幸的是，不管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民族的人们，在像狗一样地活着都成为奢望的时候，他们并不愿意在沉默中等待死亡，而是能够奋起反抗，用鲜血和生命，在绝境中拼得一条活路出来。
氐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抗中，以秦、雍地区齐万年起义影响最为巨大。
齐万年起义历时仅两年即被西晋王朝残酷镇压，不过，他们的反抗杀死了名将周处，就是那个除“三害”（山中猛虎，水中蛟龙，还有周处）的周处，给晋王朝以沉重打击。并且，由于战乱的原因，间接地将李特兄弟和羌、氐、汉十余万流民赶往蜀中，拉开了川蜀地区流民起义的序幕。
至于开创前秦帝国的蒲氏家族，并没有随着流民南下蜀中，而是带领着他们的族人坚持留在略阳，并幸免于战乱，扛过了饥荒，得以书写另一段氐族人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