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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做皇帝时,刘聪在意的是建功立业,官位高升。当了皇帝后的刘聪在意的却是君王的尊严,丢掉的面子必须挽回,不然自己都不好意思高高在上接受众人朝拜。
继位刚刚三个月,刘聪即再一次发兵南征。
没有御驾亲征,需要统筹全局的皇帝本不需要御驾亲征。又或许,刘聪觉得还是皇宫里的温柔乡更舒服些,当了皇帝后马上新娶了好多老婆,真是忙不开!领兵出征的是他的族弟刘曜、东莱公王弥以及其儿子河内王刘粲(下一代皇帝)。
两次南征的失败并不是没有价值,刘聪用亲身经历为这些将领换回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先去屏蔽,剪羽翼,然后再进攻光秃秃的洛阳。
作为晋朝的首都,洛阳一旦受到攻击,四方勤王之师必然闻风而动,甚尔朝发夕至。一朝不克,则大军云集,攻击部队被包了饺子吃掉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刘聪就深受其害,本来是专程打洛阳的,却总是和洛阳周边的援军纠缠不清。最近时距离洛阳城只有三四里远,可是就这三四里远的路程,走了一个多月也没摸到城墙根下,一顿蹉跎之后,空耗军力和时间,最终只能打道回府。
这一次南征大军的任务:攻取洛阳周边的郡县,切断洛阳补给线,断绝洛阳与周边各地驻军联系,彻底将洛阳孤立。然后对其展开进攻。
时过境迁,此时的洛阳早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早在310年春,那时候,刘渊还没死,刘聪刚刚撤军回国不久,但匈奴汉国进攻的脚步没有因失败而停止,撤退途中打了败仗的王弥依然威猛,他的部将曹嶷从大梁东进,打破东平(今属山东),进攻琅邪(今山东临沂北);石勒在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南向,与王弥会师后,又攻略徐、豫、兖三州辖境,先破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后又杀晋兖州刺史袁孚,再渡黄河而北,攻打冀州各郡。
此时洛阳以东的大部分地区早已是残破不堪,各地自顾不暇,青州刺史苟晞和豫州刺史冯嵩虽然有较强实力,但是与在洛阳当权的东海王司马越不和,不敢轻动。而且,苟晞还面临日益迫近的曹嶷,更不可能发兵去支援洛阳。整个洛阳以东的援军,大晋朝是指望不上了,而敌军却在日夜迫近。
于此同时,在洛阳之南,又发生了新的变乱。
在洛阳南部地区,西晋朝廷想要在南阳地界的雍州流民回乡,可流民因关中残破,不愿回去,政府遂定下期限,发兵遣送。矛盾由此而生,流民想要活下去,朝廷却只要安定,能收得上税,哪里去管他们的死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自古以来铁打的道理,京兆人王如、侯脱和冯翊等人分别聚众反抗,起兵攻打城镇,杀死地方官吏,到310年秋天,这几支军队已各有数万之众,横扫洛阳南部地区。
等到南征大军与石勒军队会师并在洛阳以西的渑池击败晋将裴邈,晋军在西边也再没了有力抵抗。南征大军趁机直入洛川,掳掠梁、陈、汝南、颍川之间大片土地,并攻陷一百多个壁垒。完成了既定的战略任务。
至此,西晋首都洛阳成了一座包围在战火之中的孤城。
如果早这样打,刘聪会赢吗?我认为不会,桃子必须等到熟透了才会掉下。大晋帝国,必须等到连根上都烂得彻底才会被推倒。在新兴的匈奴汉国面前,大晋帝国始终是庞大的,即使经历了八王之乱的内讧。如果大晋从此安定团结,灭掉一个匈奴汉国还是绰绰有余的。
可惜,中国人的智慧,都在内斗上,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不会伸出和平之手,共御外辱。在互相的勾心斗角中,坐看着大好河山沦陷,坐视局势糜烂而无动于衷。
然后,大家一起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