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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主阶级自然而然的开始觊觎皇权，所以在汉景帝时期，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虽然很快被平息了，但是面对贵族们随国强而盛，严重威胁皇权，而百姓却因无为的思想，而对贵族叛乱无动于衷，面对如此局面，继位的汉武帝痛定思痛，随即颁布了削弱贵族权势的推恩令，又采用儒家学说代替道家学说成为西汉以后的王朝统治思想。贵族地主阶级的权势逐渐被削弱。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然更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因为它所提倡的仁爱，适用于王朝中的各个阶层，而且对于百姓的思想掌控更为符合封建帝王所要求的标准。因为君王对百姓也要有仁爱，百姓对君王更要有仁爱，所以对于王朝选拔官吏的标准也是仁爱。
那么如何体现一个官吏拥有仁爱呢？当然要看一个人是否孝悌和廉明，只有你孝悌和廉明，那才能体现出来你的仁爱之心，自然就可以为官为臣，进入统治阶级来维护皇权，而且统治者天真的认为，这样的人来维护皇权，自然会忠君爱国，不会再出现贵族作乱的局面。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关于孝悌和廉洁的标准，又怎么评定呢？西汉王朝的统治者采用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那就是从全国各地的郡县中寻找声望很高的，既孝悌又廉明的人来出仕为官，简称举孝廉，这些举孝廉的人也叫士人，因为有仁爱之心，对于封建王朝肯定尽心尽力的卖命，而且跟皇族并无血缘关系，不会直接威胁皇权，自然很被当权者青睐和倚重，逐渐的进入了统治阶层，成为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石。
然而，随着
时间的发展，因为声望高而传入朝中的人自然凤毛麟角，远远不够当权者所用，那么当权者就势必要让已经举孝廉的人再推举保荐有声望，有仁爱之心的人，再委以重用，当这些人进入王朝的统治阶层之后，对于当年保举推荐自己的人，必然是感恩戴德的，所以说当他们再有推举保荐别人出仕为官的机会的时候，更多的人是选择知恩图报，继续推荐和保举自己当年的恩人、恩人家子侄、还有自己的学生。举孝廉为官之人彼此之间相互推举保荐 ，一个人入仕为官之后，其家人、子侄、学生皆有机会入仕为官，以至于到了东汉时期,朝堂之上频频出现一家数代人担任朝中高官，地方郡县官吏也仅仅从数个家族中产生，这样无论东汉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全部由几个家族来掌握权力，逐渐形成了世家大族，也称士家大族。
当然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其必然已有萌芽期、鼎盛期、衰亡期，士族地主阶级的出现也必然经历这三个阶段。
咱们回过头来再说一下贵族地主阶级，其开始于奴隶社会王朝对于诸侯的分封，随着春秋战国后期的诸侯国逐渐做大，而让统一六国的秦王朝看到了依靠血缘的贵族地主阶级对于皇权的威胁，秦始皇并未有分封皇室宗亲，正因为没有贵族的支持，最终导致秦王朝很快的灭亡，新兴的西汉王朝吸取了秦王朝的教训，从建国之初就大量分封贵族地主，因为有强有力的皇帝，使得王朝进入强盛阶段，但是贵族地主阶级对皇权的威胁是与生俱来的，后世的皇帝也因此而不遗余力想办法将其削弱，所以到了东汉时期，贵族地主阶级对于王朝的掌控已经及其微弱。
西汉武帝之后，虽然说士族地主阶级开始形成，但是力量还是非常薄弱，也就是说在汉武帝之后，西汉王朝贵族地主阶级开始没落，而士族地主阶级却处于襁褓之中，那么就需要一个既像贵族又像士族的一个统治阶级，作为过渡，那么外戚应运而生，外戚就是皇帝老婆的娘家人，他是贵族吗？肯定不是，但又和皇帝沾亲带故，他是士族吗？自然也不是，但是进入到统治阶级的外戚，肯定也是既孝又廉。关于举孝廉的事情，你不要考虑他是否在作假，反正统治者相信，他就可以出仕为官，进入统治阶层。
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西汉晚期，外戚成为了整个中央王朝的统治阶级，王莽代汉也自然顺理成章，但是因为外戚既不是贵族地主阶级，又不是士族地主阶级，充其量是个士族地主阶级的畸形，早夭也是必然，随着绿林赤眉起义的爆发，短命的新王朝转眼间灰飞烟灭. 汉光武帝作为贵族地主阶级的代表重新成为统治阶级，成功恢复汉室，史称东汉，但是东汉的当权者清楚的认识到虽然自己出身贵族地主阶级，但贵族地主阶级对皇权有极大的威胁性，对其绝对不能重用，只能削弱，外戚相比之下威胁性小一些，可以选择性使用，只有那些举孝廉出身的官员和身边半男半女的太监倒是可以重用的，这就使得东汉王朝统治基石出现了三伙人：外戚，宦官，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