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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78年。
1978年，东川207工厂一大早就闹腾得不行。
重复了快十年的一首诗《相信未来》仍在继续广播。随后，大喇叭里播音员一遍又一遍地用带有方言口音的普通话吼道，上午十点准时在工厂办公室里开会，学习讨论前段时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头一天晚上，207工厂的各个生产小组专门嘱咐分配了任务：每个工人回到家，要把这一篇文章好好学习，结合自己的生产实际，想想自己的生产工作，今天早晨来公开讨论。讨论如果不深刻，这个月的生产奖金直接扣掉，所以每个人都是卯足劲学习。
不过，207工厂的老李尽管很认真地读了一次又一次，始终觉得心里有什么事牵挂着。直到他和老伴儿从厂区的职工宿舍出门，走到厂区大门处，心里还是很忐忑。
和门卫打了声招呼，门卫大爷瞅了他说：“头顶上怎么有喜鹊‘宝贝’？”老李没明白怎么回事，门卫又说：“头发上落了喜鹊粪！落白落白，不是甜就是苦来挨。”
老李心里杵得慌，连忙找了面正衣镜，捯饬了好一会儿。
上午讨论会很正式。
各个生产小组的负责人围成一圈坐着。每个人面前标准统一的放着一个搪瓷茶杯、一个笔记本、一根削好的铅笔。
老李是其中一个小组长，也腰板直挺挺地坐着。准确说，是副组长。组长年前出差出事了，后来厂里决定再安排一个组长，但因为要抢生产进度，这个组长的事就一直搁置了下来，日常基本生产，都是老李这个副组长一肩挑。
车间主任姓陈。陈主任和工会主席分别发表自己的学习感受后，各个生产小组就抢着来发表意见。这种集体活动里，尤其有上级领导在的时候，大家都会抢着发表自己的意见。个别口才好的，直接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有口才不好的，即便拿着写好的讲稿，也结结巴巴的。
不知不觉，轮到老李发言。他见大家也都有些困顿了，估计也是头天晚上熬夜的原因，就站起来准备挑几条重要的说。往往发言到了后面，谁说得简短，大家都高兴。千篇一律的讲稿，一上午时间是神仙也会打盹儿的。
老李双手托着笔记本，说：“我觉得，我们无产阶级工人，每天都在实践。尤其在我们207工厂里，每天都——”
老李还没说完，陈主任就打断他的话，说他一看就是头天晚上没有好好学习过。这话说得老李手心直冒汗，他还想赔礼道歉，但陈主任将话题引到其他人身上去了。老李僵持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尴尬地笑着。
厂区的大喇叭忽然“吱”了两声，像指甲挂铁锅一样，接着那满嘴方言普通话的播音员说话了。大喇叭里找人，找老李，说门卫大爷接到消息，老李的家里出事了，赶紧回去。
老李浑身像凉水浸了似的，一个哆嗦就转身往回走。身后陈主任“唉唉”后，说了句“太不像话”。刚下楼，大喇叭还在喊人找老李。
“家里出啥事呢？”老李遇到老伴儿，她正噙着眼泪朝着自己走来。
“回去就知道了。你问我，我问哪个？”才挨过批评的老李，气还没消。出厂区大门，门卫大爷还不忘催了一下俩人。
看到门卫大爷，老李猛地想起早晨那包“喜鹊屎”。说得吉利点是喜鹊拉的屎，其实就是乌鸦的粪便。在东川有个不好的说法，但凡有乌鸦粪便落到人头顶上，家里肯定有丧事。落白，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难怪早上门卫大爷说我头上有包乌鸦屎。”老李说。老伴儿只顾哭哭啼啼，跟在后面。
家里门敞开着。刚走到走廊，儿子李军的哭嚎声一声接一声，像珠子断了线儿。还有个男孩子在说话：“说了很多次，喊你别去翻墙偷书，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
说话的男孩叫黎斌，他是李军的小学、初中、高中同学。也可以说是“发小”，自从上学，两人就在一起，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但两人的家却不在一起。
李军又“哎哟哎哟”的，说：“哪里知道那个巷子里多了一条狗呀。”
黎斌说：“下次你再这样去偷书，我就不和你一起去了。”
李军说：“好，好，下次我自己去。这年头，外头那些人一天闹来闹去的，只有书才是我的好朋友，你都不算。”
黎斌又说：“那我还是陪你去吧。”
老李径直进屋，一眼就看到了黎斌和李军。李军膝盖上一大块伤口，还在流血。黎斌脸蛋胖胖的，留着小平头，比以前看到时，个头又高了一点。也是，李军都十八岁了，只是和自己每天都打照面，根本看不出多大变化。
黎斌喊了声叔叔后就让到一边。老李问李军，这怎么回事。李军头偏向一边，眼睛看着桌边的两本书，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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