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既没有钱也没有抢劫的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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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是用毫不容人反驳的口气说出来的。但假如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又怎么办呢？假如你们编了一部传奇小说，可是小说里描写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物，又怎么办呢？而事实上你们恰恰是创作了另外一个人物！有人也许要驳：‘有证人可以证明他在灾祸发生以前的一个月，在莫克洛叶村里已经把从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里拿来的三千卢布挥霍干净，象花一个戈比那样的随便，因此是不可能分出一半来的！’但那是些什么证人呀？这类证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暴露无遗了。再说，别人手里的面包看起来总是显得大些的。何况这些证人里面谁也没有数过这笔钱，只不过用眼睛估量了一下。证人马克西莫夫不是曾经供过，说被告手里有两万卢布么。你们瞧，诸位，既然心理学是两头的，那就容许我也利用一下另一头，再看看结果是否一样——

    注：1指英国女作家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年）所着小说乌道尔夫的秘密中的故事——

    “祸事发生前的一个月，维尔霍夫采娃小姐曾给被告三千卢布，托他代汇出去，但问题是，托付这笔钱时竟是这样丢脸，这样屈辱，象刚才宣布的那样，这到底是否真实？在维尔霍夫采娃小姐对于这问题最初的供词里并没这样说，完全没这样说；而在第二次的供述中，我们只听到怨恨、复仇的叫嚷，长期积愤的叫嚷。单单从女证人曾在最初的供词里作不正确的供述这一层，就使我们有权利下结论说，第二次供述也有可能不正确。照检察官的话说，他‘不愿意，也不敢’接触这段浪漫史。随它去吧，我也不去接触它，但只想说，假使象可尊敬的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那样一位毫无疑问是心地纯洁、道德高尚的人，象这样一位女士，也竟会忽然在法庭上怀着陷害被告的明显动机突然翻供，那十分明白，她作这个供词时显然既不是不偏不倚，也并非平心静气的。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断定复仇的女人会言过其实么？很明显，她正是过分夸大了她交钱给他时的那种轻侮和凌辱。恰恰相反，她交托这笔钱时，一定是还能够令人接受的，尤其是对于象我们的被告那样一个轻率不假思索的人来说。特别是因为，他当时可以指望从他的父亲那里很快地拿到账上欠他的三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的缘故，他深信父亲会付他这笔钱，他会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给他的钱从邮局里汇寄出去，还清他的债务。但是检察官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他会在当天，在刚受过她指责的那一天，从到手的钱里分出一半来，缝进护身香囊。‘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却又说，卡拉马佐夫天性广阔，他自己大声宣扬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察两个正巧相反的深渊。卡拉马佐夫就具有这种两方面的，横跨两个深渊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难忍的酗酒的需要时，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方面打动了他，他也会顿时止步回头的。这另一方面就是爱情，——就是恰恰在那时候象火药一般燃烧起来的新的爱情。为了这爱情，他需要金钱，甚至比起和他的这位爱人一起酗酒的需要来还要迫切得多，哎，还要远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他就要马上抓住她，把她带走，到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才办得到。这比酗酒还重要。卡拉马佐夫不懂得这一点么？其实他正是在为这件事情操心，为这件事烦恼，——因此他把钱分出一半，藏匿起来，以备万一的需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直不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却听说反而要把这笔款子用来引诱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是将成为一个小偷么。’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他要走到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面前，把他一直藏在护身香囊里的一千五百卢布交出来，对她说：‘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这才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卢布宝藏着，决不会拆开护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来花的双重原因。你们根据什么不承认被告会有名誉感呢？不对，他是有名誉感的，也许是不正确，也许时常有错误，然而这种情感是有的，还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事情复杂起来了，吃醋的痛苦达到了高峰，在被告的发热的头脑里越来越痛苦地呈现出那两个老问题。‘我把钱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可叫我拿什么钱来把格鲁申卡带走呢？’他在这一个月内不住发狂，暴饮，在酒店里闹事，也许就因为他心中悲苦，简直无法忍受。这两个矛盾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到了使他绝望的地步。他刚打发三弟去代他最后一次向父亲索取这三千卢布，但没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闯进家里去，结果弄到当着证人们的面揍了老人一顿。这样一来就再也不可能从任何人手里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亲是不肯给钱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着自己前胸的上部，藏着护身香囊的地方，还对兄弟起誓，他有办法不做卑鄙的人，但毕竟还是会成为卑鄙的人，因为他预感到自己是不会去利用那个办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够，性格不坚强。为什么公诉人不相信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那样纯洁、诚恳、不装假、可信服的供词呢？为什么反而要让我去相信钱藏在地板缝里，乌道尔夫城堡的地窖里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谈话以后，写了那封倒楣的信，而这封信就成了被告抢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证据！‘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钱，别人不肯借，我便杀死父亲，从床褥底下拿走他装在系着玫瑰色绸带的信封里的钱，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据说，这简直是完整的谋杀计划，所以杀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公诉人这样说。但是首先，这是醉后气恼中所写的信；其次，他讲关于信封的事根据的还是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信封，而第三点，写是写了，但究竟是否确已照所写的实行，凭什么来证明呢？被告是不是从枕头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钱没有？究竟这钱存在不存在？再说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抢钱的，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顾一切地跑去，并不是去抢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为实行计划，实行他所写的话才跑去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实行预谋的抢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怀着疯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说：‘话是对的，但不管这样他毕竟跑去杀了人，把钱抢走了。’对啊，最后就正是要问，他究竟杀了没有？对于抢劫的指控我愤慨地断然予以否认，因为既然不能确切指出究竟抢了什么东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抢劫，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杀了没有，没有抢劫而杀了人没有？已经得到证明么？不会也是传奇小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