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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合他，我也抿嘴笑了一下。但我只想向他求救，没有精力再去琢磨别人的灭蚁妙法了。因此我说：“我认为您的方法最好，别的方法不可能比您的好您觉得我们家可以试试您的灭蚁装置吗？”
“您得告诉我，您喜欢哪一种装置。”话音未落，勃劳尼便又把我带进花园，给我看了他发明的另外几件我还没见过的装置。弄死蚂蚁理应是易如反掌的，他却殚精竭虑，费尽心机，设计出这么多装置，简直令人难以想像。我总算渐渐悟出了所以然：灭蚁并不简单，方法要恰当，还得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想到这里，我泄了气，因为我觉得勃劳尼上尉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惊人毅力是任何人也无法具有的。
“对我们来说，也许简单点的装置更为合适。”我说。
勃劳尼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不知是表示赞许，还是认为我的要求实在太低。
“我考虑一下，”他告诉我“先给您设计一张草图。”
我道了谢，向他告辞，重新跃过篱墙，回到自家的庭院。我居然没听见双脚落地时踩着砾石发出的声音，真像是在梦中。我的家！虽然蚂蚁成灾，但我却第一次觉得它真是我的家了！我走进家门，不由自主地说道：终于回家了。
孩子误食了灭蚁粉，妻子正在发愁。
“别担心，对人体无害！”我赶紧安慰她。
虽然无害，但毕竟不是可以往肚里吞的食品。孩子疼得大叫大嚷。应该给他服催吐剂。他在我妻子刚打扫干净的厨房里吐了一地，成群的蚂蚁立刻接踵而至。我们把地擦净，哄住孩子不哭把他放进摇篮，四周撒了厚厚一层灭蚁粉，外面还支了顶蚊帐，边角扎得结结实实。这样，他醒来后就不会爬出摇篮，乱吃东西了。
妻子买了一篮食品回家，蚂蚁立即前来侵袭，令人猝不及防。我们把每样食品，包括油渍沙丁鱼和干酪，都冲洗了一遍，把叮在上面的蚂蚁一只只捉掉。接下来，我帮妻子做烧菜的准备工作：劈柴，把经济灶架在壁炉上，生火。她在洗菜。我们不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动，隔不了一分钟就会蹦起来：“哎哟，咬了我一口！”我们不停地搔痒，捉蚂蚁，或者拧开自来水龙头冲掉胳膊或腿上的蚂蚁。饭做好了，但我们不知道应该在哪里吃：在屋里吧，会招来更多的蚂蚁；端到门外吧，蚂蚁会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只好站着用餐，一面吃，一面来回走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到处是蚂蚁：大概是菜里混着蚂蚁的缘故，加上我们的双手还不断地发出蚁酸味。
饭后，我叼着香烟，走进庭院。丁零当啷的餐具碰撞声从雷吉瑙多家的方向传来。我走到篱墙前，发现他们在室外用餐，地上支了个大遮阳伞，伞下摆着一张桌子。他们穿着笔挺的衣服，带着怡然自得的表情，脖子上系着方格餐巾，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奶油布丁，呷着白葡萄酒。我祝他们胃口好，他们请我过去尝尝。我发现他们那张餐桌周围摆满了袋装的或桶装的驱蚁剂，每件物品上都蒙着一层黄白色的粉末或涂着几道沥青状的东西。一阵阵难闻的药味刺激着我的鼻膜。于是我说，十分感谢，但我没有胃口。这是事实。雷吉瑙多的收音机播着音乐，音量拧得很小；他们一面尖着嗓子哼曲子，一面做出互相祝酒的样子。
我是登在篱墙边的梯子上跟他们讲话的。站在同一把梯子上也能看见勃劳尼家的花园的一角。上尉大概已经用餐完毕，正端着一杯咖啡，边走边喝着从屋里出来。咖啡杯放在一个托盘上。他的眼睛东张西望，大概在检查那些装置是否功能正常，是否在持续不断地消灭蚂蚁。我发现有两棵树中间挂着一个白色的吊床。我知道床上肯定躺着那个形销骨立、令人反感的阿格劳拉女士，但我只能看见她的手腕以下部位。她手拿蒲扇，来回扇个不停。吊床的绳索上拴着几个奇怪的圆环，大概是某种防蚁器械；也许吊床本身便是一个诱杀蚂蚁的圈套，上尉太太便是诱饵。
我不想把我拜访过勃劳尼的事告诉雷吉瑙多夫妇，因为我料到他们会以鄙夷不屑和冷嘲热讽的口吻发表一番评论的。邻里关系历来如此。所以，我特意转过头，朝位于高处的毛罗太太的花园遥望了一眼：她的别墅筑在山巅，屋顶安着一个随风转动的鸡形木制风标。
“不知道山上的毛罗太太家里是不是也有蚂蚁”我说。
可以看得出来，雷吉瑙多夫妇在吃饭时能够克制自己的幸灾乐祸心情，因为他们听了我的话后只是微微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几句：“嘿，嘿，嘿她家当然也有蚂蚁嘿，嘿，嘿她家也有肯定有当然有”
我妻子叫我回家。她想在桌子上铺个床垫，躺下睡一会。我们的床直接和地面接触，无法防止蚂蚁爬上来。桌子嘛，只要四条腿周围撒上药粉，蚂蚁一时半时就上不来。她躺下休息，我又出了门，借口说是托人找工作，实际上只是想到外面走走，换换脑子。
我觉得路上的所有地方都和昨天的所见迥然不同了：每个菜园里都是蚂蚁成群，每家墙壁上都爬着一队队蚂蚁，它们边爬边朝一切甜的或含有脂肪的食物伸出触角。我的目光专注，我发现一个男人在门外拍打他的各种杂物，因为里面爬进了蚂蚁；一位老太太手拿唧筒，在喷驱蚁药水。我还看见，一列蚂蚁满不在乎地在一个盛着毒饵的小碟的盘沿爬过；当然，这只有眯起眼睛才能看清。
然而，这却是符合奥古斯托叔叔的理想的城镇。蚂蚁纵然不少，但能把他怎么样？他时而为这个老板卸货，时而为另一个老板卸货；白天在酒馆里吃饭；晚上哪里热闹，哪里有手风琴声，就上哪里；夜里哪里空气新鲜，哪里地面柔软，就在哪里睡觉。
我一边踽踽而行，一边想像着自己就是奥古斯托叔叔。我应该像他那样，每天下午沿着这些道路踯躅。当然，要成为奥古斯托叔叔那样，首先应该具有他的生理特征：身材矮小，体型粗短；胳膊如同猿臂，老是莫名其妙地张着，或是在半空挥动；腿很短，当他回头打量女人时，常常迈错脚步；嗓音尖细，脾气一上来，便用外地口音操着当地方言破口大骂。在他身上，肉体和灵魂是统一的。我有很多操心事，苦于不能解决，真希望能和奥古斯托叔叔一起，到处走走，活动活动。当然，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假设自己已经变成了他；任何时候都可以这么对自己说：“喂，到干草堆上去睡觉吧！喂，到酒馆里去美餐一顿炒猪血，畅饮几杯葡萄酒吧！”看见猫后，我应该像叔叔那样，先摸摸它，然后大喝一声“嗬！”把它吓跑。碰到女用人时，我应该对她说一句：“嗳，嗳，小姐，需要我帮忙吗？”可是，像奥古斯托叔叔那样为人处世很不容易。我越发现他在这里过得很自在，心里就越明白，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受不了折磨着我的这些操心事：需要安家，找工作，孩子有病，妻子脸上没笑容，床上和厨房里全是蚂蚁。
我走进头天我和妻子到过的那家酒馆，向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问道：昨天和我讲过话的那些人来了没有。店里很凉快，空气新鲜，也许不是滋生蚂蚁的场所。我听从她的建议，坐下等那帮人。我用毫不在乎的口气问她：“你们这里没有蚂蚁吧？”
她用抹布在柜台上揩了一把：“这里人们来了就走，谁也没发现有蚂蚁。”
“可是，您是一直住在这里的。”
她耸了耸肩：“我这么个大块头，难道会怕蚂蚁吗？”
她似乎把店里有蚂蚁当作一件丑事，这种遮遮掩掩的样子越来越使我愤慨。我追问一句：“您不放毒蚁药吗？”
“对蚂蚁来说，最好的毒药，”坐在另一张桌旁的一个人(我认出他来了，他是奥古斯托叔叔的朋友之一，昨天和我讲过话)说“是这个。”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其他人陆续到达。他们投能向我提供任何找工作的线索，只是让我和他们一道喝酒。他们又谈起了奥古斯托叔叔。一个人问道：“老滑头不知道眼下在那边搞什么名堂？”当地人用“滑头”这个词称呼游手好闲、机灵刁钻的家伙。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称号安在我叔叔头上最合适，他正因为是个“滑头”才被人看得起。但我听后心里却颇觉不快，因为我知道叔叔虽然生活浪荡，但总的说来为人厚道，奉公守法。不过，言过其实、夸大其辞也许是当地人的共同处世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我隐约猜出，这大约和蚂蚁成灾有关：他们有意把周围世界描绘得动荡不安、充满危险，以便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琐碎繁杂的烦人事，包括蚂蚁带来的麻烦。回家的路上，我思忖道，我无法和他们持同样的想法，障碍来自我妻子，她对想像的东西深恶痛绝。我还想道，她现在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生活，我已经不能用空洞无物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想法来麻醉自己了，因为我一开始思考问题，她的面容、目光和身影便会立刻跃人我的脑海。归根结底，她对我不错，我需要她。
妻子愁容满面地走出门，朝我而来，告诉我说：“嗳，来了一位测量员。”
酒馆里那些人的夸夸其谈还在我的耳际鸣响。我心不在焉地说了句：“晤，测量员，这时来了位测量员”
她说：“对，测量员到我们家来了，正在量屋子”
我感到十分蹊跷，连忙进了屋。
“嗨，你说的是什么哟？！他是上尉。”
是勃劳尼上尉。为了给我们设计一个合适的灭蚁装置，他带
了一根黄色的折尺，正在丈量我们的屋子。我把妻子向他做了介
绍，对他的热心表示感谢。
“我想研究一下这里的环境可能性，”他说“一切都要像数学那样准确。”
上尉甚至量了摇篮的大小，惊醒了睡在里面的孩子。他见一根黄色的尺子在眼前来回晃动，吓得大哭。我妻子赶紧去哄他。孩子的哭声使上尉很烦躁，我尽量用别的话分散勃劳尼的注意力。幸好这时他太太喊了他一声，他走出门。阿格劳拉女士从篱墙那侧探出身来，挥动着她那双没有血色的瘦胳膊，朝他喊道：“回来！快，快回来！来人了！真的，是蚂蚁人！”
勃劳尼朝我瞟了一眼，抿着嘴唇，向我递过一个会意的微笑。他必须马上回家，并为此表示道歉。“他也会到您这里来的，”他说，并且指了指那位神秘的“蚂蚁人”眼下所在的地方。“您马上就会明白的”上尉走了。
我不想在搞清这位蚂蚁人的身分和意图之前就和他打交道。我走到篱墙边，登上梯子，下面就是雷吉瑙多家的庭院。他刚好回家，穿着一件白衣服，戴着一顶草帽，拿着许多小口袋和罐头盒。
我问他：“喂，蚂蚁人到您家来过了吗？”
“不知道，”雷吉瑙多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不过，我想他来过了，因为我发现到处都是糖浆。克劳迪娅！”
他的妻子露了面：“来过了，来过了。他也会到劳莱利别墅中来的。可是，嘿，您别指望有什么用！”
我当然不会存有任何奢望的。我问道：“这个人是谁派来的？”
“谁会派他来呢？”雷吉瑙多说。“他是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的职员，负责在每家的花园里放糖浆。您看见那些小碟子了吗？”
他妻子做了补充：“是拌了毒药的糖浆”说罢抿嘴一笑，仿佛什么全知道似的。
“能毒死蚂蚁吗厂我明白，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时眼看着就能得到答案了，但又会遽然节外生枝，变得比原先更为复杂和棘手。
这个问题看来是不该提的。雷吉瑙多连连摇头：“毒不死毒药的剂量很小工蚁很爱吮食糖浆但应该让它们活着爬回蚁巢，吐出这种加了微量毒药的糖浆喂蚁王据说用这种方法迟早会使蚂蚁绝种的。”
我没有迫问他，蚂蚁是否真的迟早会灭绝。因为我听得出来，雷吉瑙多介绍这个方法时用的是一种客观陈述的语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做法，但当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须尊重的。他的妻子则相反，她和许多女人一样，脾气急躁，毫不掩饰她对糖浆灭蚁法的反感情绪：一边听丈夫讲话，一边不住讪笑，还时时讽刺挖苦几句。丈夫大概觉得她的行为有失检点，或者过于放肆，但他不正面驳斥呵责，只是竭力向我解释，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观主义印象。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或许也是用这种失望的语气讲话的，没准更糟。不过，他现在想给妻子做一个不偏不倚的榜样，说道：“哎，克劳迪娅，你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并不十分有效，但还是有用的再说，糖浆免费供给需要过几年才能下结论”
“几年？他们像这种样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蚂蚁却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没有反驳，而是把话题转到了与阿根廷蚂蚁作斗争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谈起了粪料盒：蚂蚁人们的人把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园里，等蚁王在里面产完卵后，就把盒子取走烧毁。我觉得雷吉瑙多先生讲的这些话也适于讲给我那生性多疑、悲观失望的妻子听，所以回家后就把他的话复述了一遍，而对克劳迪娅女士的冷嘲热讽则只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种对什么也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的女人；举个例子来说吧，她认为火车时刻表、列车编组、乘务员检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顶、毫无意义的，但她出门时又不得不乘火车，接受这一切。听了我讲的糖浆灭蚁法后，她做出了判断：这种方法荒谬绝伦，完全是多此一举。我无言以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准备迎接那位蚂蚁人来访；听说他叫包迪诺先生。我们不打算对他发牢骚，也不想徒劳无益地向他提出各种要求。应该让他专心致志地工作。
他没有叩门便走进了我们的庭院。我们正在议论着他哩，他却已经出现在眼前了，真叫人难堪。他是个五短身材，五十来岁，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经褪了色，磨损得很厉害。脸像醉汉似的，头发还没变白，梳着儿童发型；眼睛半睁半闭，眼圈和鼻子周围泛红，唇边露出一个似有若无的笑容。他讲起话来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布道的教士；说得激动时，嘴角和鼻子周围的皱纹会轻轻抖动起来。
我把包迪诺先生描绘得如此细致人微，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会给我们留下他像蚂蚁的奇怪印象。噢，不，一点不奇怪。因为我们原先就认为蚂蚁人应该是这种样子，能在一千个人当中轻而易举地被辨认出来。他的双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只手拿着一个形状像咖啡壶的器皿，另一只手端着几个陶土小碟。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放糖浆了。他的口气表明，他是一个惯于磨洋工、对一切都无所谓的职员。他拖曳着嗓门，有气无力地说出“糖浆”这个词，这足以使我们明白，他是多么不把我们看在眼里，对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么缺乏信心。我发现，在这个人面前，我妻子倒给我做出了保持冷静的榜样。她耐心地告诉他，哪些地方经常有蚂蚁爬过。他谨小慎微地来回做着那几件事：把咖啡壶中的糖浆倒进小碟，把小碟放在该放的地方，当心别碰翻它们。我没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观察着他的举动，重新想起他给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蚂蚁。原因何在？我说不上来，可他确实很像蚂蚁。大概是由于他皮肤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为他个子矮小的缘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颤动，和蚂蚁的不断抖动足和触角相似。不过，蚂蚁的另一个特点他却不具备：它们不停地奔忙和操劳，而包迪诺先生却笨手笨脚，慢慢吞吞。现在他正举着一把蘸满糖浆的小刷子，在墙上，可笑地涂抹着。
我注视着他的动作，越来越感到厌恶。忽而，我发现妻子不见了。我用目光四处搜索了一遍，最后在庭院的一个角落里看见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劳尼两家的篱墙在那里相连。克劳迪娅女士和阿格劳拉女士分别站在自家的篱墙边，指手画脚地讲个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们中间，她在洗耳恭听。我朝她们走去，反正包迪诺先生正在房后涂糖浆，那里没什么重要东西，怎么涂都可以，我不必看着。我听见勃劳尼太太在大声发牢骚，她挥着胳膊说：
“那家伙是来给蚂蚁喂补药的，哪是什么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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