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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起来出神入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着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