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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新泽西
1979年夏天，我待在普林斯顿，参加剑桥中国史(cambridgehistoryofchina)的撰写计划，负责明朝部分。所有作者分别撰写自己的章节，不过会共进午餐，并举办定期的讨论会。所有事宜都在数个月前就安排好，经费来源是全国人文基金会(nationalendowmentforthehumanities)。十多位领取美隆(mellon)奖学金的年轻学者则负责整理与编辑。
但有一件事令人尴尬：我被解聘了。我们的成员来自长春藤名校、剑桥、伦敦、加州、华盛顿、芝加哥、印第安那和密西根大学。人人都受聘于某研究单位，只有我例外。我不是届龄退休，也不是提前领到养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纽约州纽普兹州立大学(stateuniversitycollegeofnewpaltz，newyork)所解聘。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普林斯顿大学是个避暑的好地方。树木高大茂盛，绿草如茵，让你一开始就觉得清爽。砖墙和高耸的屋顶隔绝热气的入侵，每个方位都有窗户，非常通风。不过，到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被分配住在普林斯顿客房(princetoninn)，是栋现代化的宿舍，室内设计就像一艘船，温度及通风都由人为控制。由于实施节约能源计划，联邦政府规定，气温没有达到华氏八十度时，公共建筑内不能开冷气。规定看来很合理，不过，如果等到大会厅气温达到华氏八十度时，我在隔壁的房间温度就会超过华氏九十度。在无数的夜晚，我常在床上翻来覆去，脚在床边晃来晃去，怎么样都睡不着。格尔(gayle)常常从曼菲斯打长途电话给我。一年前，我的岳父病逝于曼菲斯的卫理公会医院，内人在曼菲斯城还有间公寓。我被解聘后，她就很沮丧，持续了整个春天和夏天。我房间内的电话没有接好，因此柜台的职员敲门通知我有电话时，我必须跑下阶梯，穿过走道，一路冲到大厅去接她的电话。我知道她公寓内并没有装电话，在南方的盛暑下，她必须独自去公共电话亭，单独面对绝望的感觉。有时我跑得太快，甚至赶过了传话的职员。
我们的对话通常没有结论，我心情不好，一天工作下来，也十分疲累，无法鼓舞她。她总会说：“不公平！”
解聘是三月间的事。1979年3月27日，我待在家里时，校长室来了一通电话。秘书说，考夫曼博士希望第二天十点半在办公室见我，讨论“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第二天，坐在桌子对面的除了史坦利考夫曼以外，还有教务副校长彼得伏卡辛(petervukasin)及文理学院院长艾德蒙康威(ed摸ndconway)。他们跟我打招呼，开场白如下：“雷(ray)，我们有不好的消息”
长话短说吧，我说。如果我被解聘，让我知道何时生效。9月就开始吗？考夫曼说，不是。“我们可以给你一年的时间。”再一年，也就是1980年8月31日，就在我六十二岁生日前没几天。当天晚上格尔将消息告知我们的儿子杰夫。当时他只有十一岁，念纽普兹中学。在这个很小的大学城，人人都知道别人的举动及遭遇。直到今天，只要想到1979年3月27日那一天，我的儿子如何接受这个令人不快的消息，我就觉得很难过。儿子知道他的父亲已被解聘，而许多同学的父母却在大学里有杰出表现。有人的妈妈最近被选为系主任，有人的父亲筹组野外探险队，带学生去特殊景点，但黄杰夫的父亲却被解聘了。他仍然坚持要我去参观他的赛跑大会和学校音乐会，但在心里一定也和父母一样难过。有些同学好奇地问他，你爸爸下一步要怎么办？我接到通知的数天后，邻家十岁男童丹尼走近在后院的我：“你要卖房子吗？”
格尔受的苦更多。她说她在购物时不期分别遇到吉妮翠普斯(ginnytripps)、耐普夫妇(ronandmaeknapp)和哈尔罗森嘉顿(halrosengarten)。她觉得他们都怪怪的，看到她很不安。有一次她碰到乔治施耐尔(georgeschnell)，乔治人很好，言语总是很温和，举止又体贴。他甚至觉得杰夫半年来怎么长得这么高。“但他一个字都没提到你。”她说。夏天到了，我必须到普林斯顿去，杰夫放暑假，我同意他应该和格尔一起去曼菲斯度假一阵子，也许一直待到秋天。到了秋天，我们会面临又一年的羞辱，我的所有学生到时都会知道，他们的老师被解聘，被扫地出门。
“多么不公平！”我的妻子从千里之外向我抱怨。
是不公平。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为止，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一般称为“终身”教职。我的著作曾在中国大陆、美国、英国、香港、意大利和西德发表。我曾受邀至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瓦萨学院(vassarcollege)及麻省理工学院演讲。在我获得终身教职前，曾经由同事及学生评鉴认可。在纽普兹的终生教职期间，我曾获得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古根汉基金会(guggenheimfoundation)、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等单位的研究经费。我荣获古根汉基金会特别研究员身份的那一年，校长考夫曼博士还在同仁会议中特别强调这个“好消息”在我被解聘前几个月，伏卡辛博士的办公室还请我写一段文章介绍自己，和其他类似的简介并列，好放进宣传手册，招睐新生。康威博士还两度推荐我应该“论功”加薪。
我被解聘时，学校里还有许多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教职员，他们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有博士文凭的教师中，有些人多年来连一个字也未曾出版。学期结束时，他们总是留下来教暑修班，以多赚额外的钱。他们会说：“我们是师范学院，主要工作是教书，出版并不太重要。”但事实上，纽普兹不是师范学院。这学校以前一度是，但二十多年来已经提升为四年制的文学院。出版是在大学任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果你一星期只要上九小时的课，你就应该独立思考，进行原创的研究，才能解释工作负担为何如此轻，你的努力理当对你这一行有所贡献。如果做不到，你的授课时数应该增为两倍，和高中教师一样多。至于师范学院的教师，也可以在教育刊物上发表独到见解。
我被解聘时，是纽普兹唯一教授中国历史和日本历史的老师。和我同期被资遣的还包括教拉丁美洲历史、俄罗斯历史、中东历史的教师。而教非洲历史、印度历史，还有一位教日本历史的资浅教师，则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纽普兹校园的，是十三位全职的历史系教师，全都教美国史、加拿大史及西欧历史。他们之中当然也有值得尊敬的学者，但也有人一直高唱：“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西方当然有伟大的文明，这个文明曾诞生荷马和乔叟，查理曼和拿破仑，阿奎那和马丁路德，韩德尔和柴可夫斯基，牛顿、爱因斯坦和爱迪生。我之所以远渡重洋，到美国定居成为公民，和美国人结婚，生育美国子女，部分原因在于被这个伟大文明所吸引。我工作中最迷人之处，在于找出这个独特的西方文明如何打破另外一个不遑多让的独特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抵抗力，让中国分崩离析，而在中国重新恢复平静时，如何转而影响西方世界，让后者进行调适。也就是说，我的主要任务在于以一己之力密切观察，西方如何和东方交会，东方如何和西方融合，直到两者融而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史。我向来认为，任何在大学教历史的人，都无法自绝于这个概念。在纽普兹，我一直试着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事，但是，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独特的西方文明”是专属的特权，是保障工作的便利手段，可以借此保存西方世界的纯粹度，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对学生也是一大悲哀。在今日的世界，为求生存，必须尽可能适应时代。过去美国人曾误以为，只要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就可以证明美国的优越，因此美国不需进行任何调适。因为有这样错误的观念，美国已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我们继续以冥顽不灵的态度来教历史，学生只会为过去而学历史，不但没有为第三个千禧年做准备，反而倒退回19世纪。
普林斯顿对我一直很好。在这里我结交到牟复礼(fritzmote)这个朋友。我们初次认识是在十三年前的伊利诺大学香槟校区，从此就常向他请教文稿的问题。崔瑞德(denistwitchett)向剑桥请假，住到普林斯顿，专心于剑桥中国史中的明史部分。他是我十四年的朋友。剑桥大学出版我的明代赋税著作，就是透过他的鼎力协助。虽然他们享有国内外的声名，却不曾把我当成资浅的合作者。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不再互称“教授”此时此刻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们对一本我尚未出版的书所显示的兴趣与热衷。
在普林斯顿，万历十五年影印了五六本，发给剑桥中国史的作者群。8月9日当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会议，讨论其形式及内容。牟复礼已经逐字看过两次原稿，甚至还替我改正附注的错。他曾经写信给我：“这本书愈早出版愈好。”又说：“我非常遗憾学生在今年秋季看不到这本书。”崔瑞德努力替我在英国找出版社。不幸的是，对方要求美国书商共同出版，不愿独自先出书。由于在美国找不到共同的出版商，英国的书商就不愿遽下承诺。我自己试过三个出版商，但每次原稿都被退回。商业性的书商认为这本书应交由大学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认为我应该去找商业性的书商。有一次，一个出版商还将原稿留了五个月，才声称遗憾地退回来。1978年12月，格尔和我到新港，纪念亚瑟莱特(arthurwright)教授的遗著隋朝(thedynasty)，由诺普夫出版社(alfredaknopf)出版。在发表会之前，我们安排约见耶鲁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爱德华崔普(edwardtripp)，送原稿的影印本给他。我以前曾帮他审过作品，通了数次电话。但现在看来，耶鲁的决定也太久了。4月，在我接获纽普兹的遣散通知后，我打电话给崔普，问他：“你们毫无兴趣吗？”崔普的话并不多。但这回令我吃惊的是，他肯定地回答：“我们非常有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审稿人还没有响应。6月，原稿已经送去半年，我已准备要启程前往普林斯顿。他寄来一封短短的信：“我很抱歉审稿人拖了这么久。我已经用电话对他本人亲自催促过，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响应。”因此，我到普林斯顿时，仍然还没有得到出版社的任何承诺。
一份书稿既然能获得该领域最称职学者的强力推荐，为何会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呢？原来依美国出版界的惯例，有学术内容的著作，必须经由不具名的审稿人进行公正的评价。审稿人不只是建议该不该出版，而且一旦决定出版时，必须提出改进的建议。在许多大学中，大学出版社编辑部附上审稿人意见的推荐后，教职员出版委员会有最终的裁量权。有时还需要两位审稿人，一是大学本身的教职员，一是外人。这样的机制当然有许多缺点。审稿人常常忘记自己只要讨论书稿的技术层面即可，反而将不具名的权威延伸到批评他不喜欢的意见或方法。具有能力和毅力的编辑，当然可以看出误用权威的情况，将审稿人的意见搁在一旁，另找审稿人。至于我，牟复礼和崔瑞德对我的稿子赞誉有加，无意间排除自己成为公正审稿人的资格。他们不再是不具名人士。
万历十五年还有其他问题。稿子不是以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写成的。这本书始于谣传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在两件事中间，有时依需要而补充资料，有时则在读者感到好奇时才释出相关信息。在中国历史的领域，只有史景迁(jonathanspence)曾以这种风格写过。传统的手法是要求作者一开头就要列出帝系表、京城的地理位置、政府的组织架构或其职称的术语等，也就是说，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由于过去经验使然，我担心学术界的审稿人无法从论文的书写模式解脱，可能因此反对我的呈现手法。此外，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对这些素材的不熟悉，也可能让审稿人投下反对票。因此，我前往普林斯顿琼斯厅(joneshall)的当天，内心五味杂陈。一方面必须向年轻的学者解释，我为何被纽约的一所小学校开除，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他们早已看过的影印书稿，为何迄今仍未出版。
这时我还有一项消息可以公布，之前只有少数同事知道。寻找英文版万历十五年出版商时备受挫折，我于是将全书译成中文，只有书目和注解尚未完成。1978年夏，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几个月，我的朋友郁哈维(郁兴民)前往中国。我们之所以认识，有一段渊源。四十年前的1937年，我们同在长沙临大，事实上还住在同一栋宿舍，只是彼此并不相识。之后他就到美国，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加入美国海军，后来娶了美国人。1946年，我们都在沈阳的国民党东北总部，彼此还是不认识。我们搬到纽普兹后，才在朋友家相识，从此两家时相往来。哈维现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任职，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中文版，在他担任会长的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midhudsonassociationofchinesecommunity)中，举办一场历史研讨会，讨论这本书。他于1978年前往中国，我则到英国，临行前我请他设法帮我在中国找出版商。
他秋天回到普吉西(poughkeepsie)，我也回到纽普兹后，他来电热心告诉我前景“看好”他的姐夫黄苗子是作家及艺术家，愿意将书稿引介给北京的出版社，这则消息在当时会比五年后更令人兴奋。1978年，中国尚未完全从“文化大革命”中复元。黄被拘禁多年之后，才刚从政治犯的劳改营中释放出来。虽然很高兴“二度解放”(第一次是从国民党手中)，但还不知道政治风向会如何吹。而且，当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并没有民间的出版商。每一个书商都可以算是公务员，每个印刷厂的学徒吃的都是公家饭。以下两段摘自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可以解释上述现象的含意：
这个模式太过熟悉，无法不去注意。首辅的敌人“去皮见骨”透过联想和暗示来进行指控。技术错误被渲染成道德议题，独立事件被解释成贯彻一致的努力。一如惯例，官吏的参奏活动可以始于一句口号、一组对句或双关语、匿名的传单、考试的试题、疑窦丛生的谋杀、对小人物的弹劾、提到供水的便笺或关于马尾的报告。目的在于引起注意，吸引拥护者。无论是透过直接的辩论或委婉的暗示，只要能达成目的，手段并不重要。一旦启动初期的动作，其他就会接踵而至，具有整体的累积效果。最早的攻击通常是由低阶官吏发动，而在这些言辞激烈、血气方刚的年轻官吏背后，则是接力演出的资深官吏。等到时机成熟，才会进行最后的摊牌。“阴”的隐藏动机必须调和较为合法合理的“阳”因此即使不符合任何特别的法律细节，但整个行动仍然能在舆情支持下继续推展。这些策略都需要时间。
另一段是结论。我如实引述：
但是，李贽生命中的这十五年绝非白白浪费。他提供我们一份无比珍贵的记录，否则我们可能无从得知，这个时代特征之一的思想界的苦闷到底有多深。在一个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个人的角色完全受限于一套简单却定义模糊的道德信念，帝国的发展因此受到严重的阻碍，不论其背后的信念有多崇高万历十五年的中英版本文字不尽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引文直接译自英文版，下文则录自现在通行的中文版。——译者注。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1978年10月，在哈维的催促下，我用空运寄给黄一份书稿的影印本。但是，信虽然到了，这本超过五磅重的书稿，却不曾抵达终点。1月初，黄写信给我，建议我再给他一份，但这回由哈维的女婿亲自携带进大陆。这个年轻人卡尔华特(carlwalter)刚获得签证，可以到北京研究中国银行，这是他在斯丹福的博士论文题目。我们还没见过对方，但在岳父母的要求下，卡尔慷慨承担起信差的角色，并没有仔细检查放在他行李中这一叠厚厚书稿的内容，是否被当时的北京视为反动材料都还不可知。在北京，第二次的书稿亲自交给黄本人。两个月后，哈维来电告知，北京出版历史书籍的最大出版社中华书局，原则上同意出这本书。他无法理解，为何我接电话时一点也不热衷。原来他打电话这一天，就是1979年3月27日，也就是考夫曼博士办公室来电的当天，邀请我次日和校长谈“大学最近删减预算对教职员的影响”由传话的遣辞和秘书的口气，再加上当时纷纷谣传纽普兹将裁掉十五到二十位教师，我毫无疑问将被解聘。那时任何消息都不可能使我高兴。那天傍晚格尔躺在床上，不发一语。我想躺在她旁边，但她动也不动，没有挪出空间，我只好躺在床边，同样不发一语。我们同样的姿势一定维持了很久。天暗下来时，我听到杰夫在客厅走动的声音。虽然他没有晚餐吃，但也没来吵我们。这时电话铃响，就是哈维带来的好消息。
剑桥中国史的明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文章讨论特定的主题，例如军备、法律、教育及经济发展。我已经写了一篇明代政府财政的章节，纳入该部分的组织架构中。第二部分将明代两百七十六年的历史分成许多小段落，每一段落约当于一个或多个皇帝的统治时期。我连续两年夏天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就是准备撰写约三万字的草稿，涵盖隆庆(穆宗)及万历(神宗)期间，起于1567年，止于1620年。穆宗在位不过五年半，但他的儿子在位却长达四十八年。在横跨十个主要朝代、十多个次要朝代的中国历史中，截至当时为止，神宗是在位次久的皇帝。
两人合计统治五十三年。有时一思及此，令我感到不安。我已出版过一本16世纪中国的书，写完另一本探讨特定年份的书，照理这个任务对我不致太过困难。参考书目既丰富又还算熟悉，我应该不必连续两年夏天住在普林斯顿，写出毕竟只有中等长度的论文。不过，详情远比上述分析复杂。五十三年，相当于美国第二十五任总统麦金利(williammckinley)遇刺到“板门店协定”的签订。如果要撰写期间相同的美国历史，就要处理两次世界大战及九位总统任期，其间包括美元外交、“回归正常”、信用破产、大萧条、禁酒令、新政、广岛、马歇尔计划、冷战及氢弹。为了让历史更深刻更有情趣，作者还可能必须增添趣闻轶事及名人掌故，例如像孟肯(hlmenc)、亨利福特、查尔斯休斯(charlesevanshughes)、威廉布莱恩(williamjenningsbryan)、萨可(sacco)、范采提(vanzetti)、艾尔卡波尼(alcapone)、幸运的鲁西安诺(luckyluciano)、华特洛依泽(walterreuther)和约翰路易斯(johnlewis)，甚至还有葛丽泰嘉宝(gretagar波)、路易斯阿姆斯壮(louisarmstrong)和贝比鲁斯(baberuth)。“为何你要比较16、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初的美国呢？”我的同事可能如此质疑：“你知道的，当时中国的多元及复杂程度，甚至不及现在的十分之一！”
说的对。但是我想提醒我的友人，就地理来说，两国有类似的面积。就人口来说，两国更为相似，都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因此，当时的中国和今日的美国可以说是具有“规模相同”的问题。只不过，一个依靠仪式和一套道德准则来维持不变的状态；另一个靠货币管理的机动性，由后果来引导下一次行动，这些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除了行为模式的差异外，双方的不同还在于结构根源。一旦认定17世纪的中国和20世纪的美国相似程度就像鱼和鸟，我们就不能用一方的标准去评估另一方。相反地，如果呈现鱼或鸟的情况时，必须给予完整的解释，追踪历史文化特殊问题的根源。我写其中一方的情况，准备给另一方的读者阅读，如果没有充足的背景资料，只是丢出一堆毫不相关的事实，这样就非常失职。
我对中国向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无论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我的理由很充分。就一本书的篇幅而言，万历十五年可能是对官僚管理制度最无情的批评。在普林斯顿，我找到更多批评的机会，这和我负责剑桥中国史部分的一次历史重大事件有关。1619年，清朝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在今日东北的关键之战中大败明军。“辽东之役”被认定是两国命运的转折点，但到目前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充分加以探讨。除了所有参考文献都会出现的一小段文字之外，不论是在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现代读者，都无法评估事件始末，只能自己再回去找原始资料来研究。到普林斯顿后，我向牟复礼和崔瑞德建议，我们应该给这次事件应有的篇幅，而他们也同意了。
接下来数星期，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这两种版本，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gestlibrary)。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幸运的是，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gariledyard)教授告知，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段战役令人吃惊。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几乎动员到每一省。在战场上，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比例几乎达二比一。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强化步兵的实力。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明军挖设壕沟，还构筑障碍，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冲破明军的队形，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突袭明军。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第四路不战而逃。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却呆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前线没有指挥中心，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明军溃逃时，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又有一次，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让风向不利明军，火药毫无作用。在另一个例子中，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向后逃跑，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以致战死。战地部队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几乎在所有战役中，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不曾部署，有些虽然部署，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
但是，身为历史学家，不能太仁慈、和善或具有同情心。史家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以我的情况来说，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不断重复，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军队的人力、税赋、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由文官来率领。到当时为止，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却完全在意料之外。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他集结部队，编排成各“旗”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
不过，身为剑桥中国史的作者，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读者可能因此相信，一小群主将的无能，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然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就像拔野漆树一样，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而且还没完没了。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三万字势必不够用。
此外，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可能会招来批评：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亚瑟韦利(arthurwaley)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只要稍微修正，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结论可以继续延伸，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基本上来说，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
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而且特色一脉相连。事实上，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在处理剑桥中国史时，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德国杜宾根(tubingen)大学的提勒曼格林(tilemanngrimm)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他是远东杂志(oriensextremus)的编辑之一，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背景因素一应俱全。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并入剑桥中国史即可。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再加一则注释，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
但是，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这很难加以解释，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
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全心投入创作。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我无法忘记这件事，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无论我到哪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我被迫采取守势，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这是大家的预期。失败就是不名誉，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在大众面前，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
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其他人也是，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
格尔和我到京斯顿(kingston)的社会福利局去。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概略算计出，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pinegroveavenue)，前身是铁路车站，事实上，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一旁贴着新告示：“纽约州劳工局”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一进门是接待处、钢制的拱形椅、塞满手册的架子、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但是，只要匆匆一瞥，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衬衫起皱，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八或十二个星期。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看来心烦意乱。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初次申诉”没有椅子可坐，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责的女士对话。她坐在桌子后方，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就像在法庭一样，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
不过，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是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她身子往前倾，给我看一份申请书，上面有两栏，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不过，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这个案子才能受理。在此同时，她给我一本手册。手册说，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我把手册一丢。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
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小华顿(cliftonrwharton，j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校长，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办公室在奥本尼(albany)。他写信给崔瑞德：“在经费缩减计划中，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但是，在纽普兹，为了要撇清批评，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及学校里的一小撮人，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如此一来，他们简直在暗示，被解聘的人活该。你要求他们解释时，他们会说，到奥本尼去诉苦吧。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他会说，都是各校自行决定。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同时抱怨自己的权限有多小。你当下便知，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不打算维持正义。我就坐在那里，成为他的问题。为了正式递出抱怨，你还必须经过工会。根据泰勒法案(taylorlaw)，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都必须接受uup(uniteduniversityprofessionals，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的管辖，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员。“我不知道。”工会代表说：“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我们会帮你忙。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这张合约定得不好，上面的确写着他们有权终止教学计划。”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要我们保持耐心，他会去处理。多年来，他一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站不住脚。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重点是纽约有部公务人员法。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事涉“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如果获判赔偿金，是由州政府来负担，就像保险金一样。附带条件是，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而且由纳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以洗刷我的名誉。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三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我不得不放弃。但是，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
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这时我开始体会到，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为何会丧失理性，变得很粗暴。我甚至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有创造力，但也隐含相当有趣的内涵，可以帮忙填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间的差异，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呈现，并出之以一个普通人的闲聊。上述论点正接近被接纳的关键点，如果我再待久一些，也许会成功。
身为历史学家，我有许多人没有的优势：我可以意识到命运的干涉。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由于我们涉入太深，因此无法自行评估，更不用说事发当时。一想到我到纽普兹是纯粹意外造成的，我就觉得宽慰不少。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
1967年，格尔怀着杰夫时，我正在找工作。伊利诺有个工作等着我，但我们都不想回去。我正要飞到印地安那去面试，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电话适时响起。纽普兹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莱特(peterwright)问我，是否愿意去教中国历史。他才去过芝加哥，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希望找到教师，但没有收获。在回程的飞机上，他的邻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时。他们彼此介绍自己，当成开场白。为了让故事更曲折有趣，其实余英时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也算是一段奇遇。十六年前，也就是1946年时，我在中国东北遇到一位余协中先生，他是哈佛的历史学硕士，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参谋长。由于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因而有幸在总部的晚宴时坐在他旁边。十六年后的1962年，我在安亚堡修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刚从哈佛毕业的一位余教授，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这位余教授，就是那位参谋长的儿子，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余英时这回去参加大会，也想替我在东岸谋职，不过也没有成功。在下飞机前，他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给了莱特。
我去纽普兹面试，一切进行顺利。除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区域研究系里的教职员以外，我还接受历史暨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的面试。一周后，我受雇为副教授，年薪一万一千五百美元，足以符合我当时所需。
纽普兹离纽约市七十五英里远，约当到奥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间点。它位于开兹奇尔(catskills)山脚，山景秀丽，尤其是秋天来临时，整个乡间尽是一片红、棕、橘、黄及紫色，间接点缀着残绿。我于1967年开始在此地任教时，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外国的研究。我们“赖以维生的课程”是“亚洲文明导读”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每学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学生注册。每周在大礼堂授课一次，之后全班再分成二十组，接受十来位指导老师不同时段的教导。现在回想，这样的安排对学生及教师而言，都是相当有益的训练。在一般授课时段，中国历史共有四堂课，也就是说，在四个五十分钟内，必须讲完中国文明，包括从天上到人间，从孔子到毛泽东。在不同的学期内，这四个主题我全都轮过。通常我说英文时不无瑕疵，有时省个元音，有时略过子音，有时多出个音节。讲到激动时，我的前一个句子往往没说完，在新主意的驱使下说出第二个句子时，不会向听众预告。但在一般授课时段，可不能容许这样的缺点。授课内容必须经由麦克风传送，面前是挤得满满的学生，座椅都没划位。讲者不知所云，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学生就可能开始出走，首先是从后排的零落座位，然后是大厅，最后甚至当着讲课者的面直接走出去。如果讲得好，学生会以掌声鼓励，讲不好课堂会陷入一片死寂。在学期中，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我必须不断练习我的讲课内容，通常借录音机之助。幸好我一学期只要在大礼堂授课一次，有很多的时间准备。
不过，准备时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课内容。乍看之下，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涵盖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每分钟四年)，或是在不到一小时内讲述中国哲学，但又不能遗漏重点，否则同事在分组讨论时便会无以为继。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是不行的，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整体组织成一个个分别独立的故事，描述又必须详实生动，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随着授课过程的重复，多年下来我不断寻找以最少的字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并加强对事实的注重，以面对人数不少的听众。这番新经验，加上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终于让我产生热情与使命感。
在纽普兹，我带领的研究生并不多。大多数研究生是以教育学硕士为目标，因为这是想在纽约州教书的必备条件。关于他们的作业，我常常要与教育系系主任协调，他则让我全权做主。这也是在小学校教书的好处。在名校中，教授很少不伤痕累累的，因为必须和同校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学者辩论不休。纽普兹还常准我留职停薪，我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机构的研究奖金，但是，种种福利最终都要付出代价。
多年后，我看到一篇文章时才发现，在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纽约州立大学的注册人数增加四点四倍，教职员增加四点七倍，而同期间的预算则增加近八倍。事实上，我是在丰收期间被雇用的。而且，当时预期这种扩张现象还会持续，1980年的注册人数预估是1970年时的两倍。我们于1967年抵达校园时，到处都在进行工程，未来似乎是一片美景：老旧的校舍势微，更流线形的新建筑称霸，以前的苹果园纷纷铲平，由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筑取而代之。
大学前后三任校长影响我的任教。我从没见过哈格提博士，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但我听说，威廉哈格提(williamjhaggerty)是个独裁者，也是有魄力的人。当应征者来接受教职员职务的面试时，据说哈格提会开车到车站去接，并抢着拿应征者的公文包。冬天时，没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园内结冰的池塘里溜冰，必须等哈格提校长开着扫雪车上池塘，确定安全无虞才可以。由于他一直把纽普兹视为私人财产，许多教职员因而与他对立，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对付异议分子。他要他们离开，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绝不妥协的：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触非西方文化。纽普兹的课程十分严格。最重要的，每名学生不论主修的是物理或音乐，都必须修过亚洲及非洲研究才能毕业。因此，此地的教职员很有国际色彩，在乡间校园是相当罕见的景象。
代理校长呆了一年后，约翰诺麦耶(johnjneumaier)于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长。在这段过渡期间，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全美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纽约。一件发生在春季，一名年方二十、名叫马克洛德(markrudd)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反对在晨边公园(morningsidepark)兴建体育馆，因为这个建馆行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会侵害邻近社区黑人的休闲娱乐区。抗议四起，校舍被霸占，哥大在五月封闭。其后校园的骚动不安横扫全美。在sds(studentsforade摸craticsociety，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带领下，这运动的方式是借由骚动，达到修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并要美军自越南撤军。纽普兹最初并没有卷入，但随着运动的日益扩大，终于在诺麦耶任内时插上一脚。
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更严重的问题是，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宿舍开始建造时，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自然资源无穷无尽，明天的钱会比较充裕。宿舍完工后，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化，种了新树苗，挖了人工池塘，但一旦搬进去住后，机械问题层出不穷。门常常卡住，警报器没接上，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女学生理应有“个人宵禁”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在此同时，州立大学宣布，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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