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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照梁启超的解释,以为董指董卓:乃林旭鉴于东汉何进清君侧,导致董卓专政“遂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则此事所关至大,不容误解,何不径用拿“卓”字拆开来的“十日卜”?如谓“十日卜”代“千里草”的“十”字,在平仄上虽可通融,但诗句不响。这是论到诗法,我亦别有所说。
陈石遗指出,林旭诗学陈后山,则当以宋诗的义法来探究此诗的内蕴。周弃子先生曾向我说:唐诗末流,至为空泛;陈套烂语,摇笔即来,人人可吟,处处可用,空有架子而内无其人,是为“假唐诗”如画坛某巨匠所作者是。矫唐诗末流之弊,惟有宋诗,宋诗讲究切实,所以不但动词、形容词讲究,副词更不轻下,必千锤百炼,求其至当,此为宋诗的特色,亦为宋诗的精义。准此而论,则“我为君歌千里草”的“歌”字,应该从好的方面去看。“歌”字虽从“童谣”之“谣”而来,但亦有歌颂之意,衍化为称许、推荐,自然是指董福祥。复以末句相参,更为确定。
第三句、第四句,密切相关,但亦可视作倒装句法。依语言的习惯来说,如是“这个人不好,我推荐那个人”则应作:“本初健者莫轻言,我为君歌千里草”而所以用“我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者,因为重点在“莫轻言”
兹先研究“健者”一典,后汉书一百四袁绍传:
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于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按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诡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
“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是肯定了董卓为健者,袁绍作此言,虽有以健者自居之意,毕竟未正面说:我亦健者。因此“本初健者”四字,如科举时代考八股所出的“截搭题”字面固有完整的意义,却非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了解到这一点,本初是本初,健者是健者,须先确定其个别的意义,再看它综合起来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义。
“本初”犹如“千里草”只是切一个姓氏,故知指袁世凯。“健者”则如上所论,指董卓无疑。“袁世凯”加“董卓”意谓袁世凯是董卓,故“莫轻言”!
“健者”只能作如是解,否则就不通。倘谓“健者”应望文生义,照字面解释为“有力量的人”则以反对废立的袁本初拟袁世凯,正当极力拉拢,为何“莫轻言”?
从逻辑上去解释“青蒲”与“健者”在林旭意中的涵义,不但整首诗可以说得通,而且亦可解决传述纷歧的问题,确定了这首诗二十八字的每一个字。为醒豁起见,录正如下:
狱中示复生
青蒲饮泣知何补(非用)?慷慨难酬国士恩。我(非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第一句缘何是补非用?因为林旭在基本上是想调和两宫,亦即弥缝慈禧与光绪母子间的裂痕,故应用弥补的“补”此亦正是宋诗练字讲究之处,倘用“用”字,语气较强,与全诗温柔悱恻的风格不合。
第三句是“我”非“欲”则以“欲”字为文法中的现在进行式,或未来式。“我”字则无文法上时制的限制,可用于过去式。此诗盖事败入狱后,追忆过去,仅谈事实,不加论评。哀而不怨,即怨亦不怒。林旭之温恂敦厚,诗中可见其人。
以上解决了个别的疑难之点,以下就诗意作一综合解释:
皇帝发愤图强,推行新政,而太后为旧党所包围,加以小人挑拨,误会推行新政完全是为了与太后作对。成见已深,即使请见太后,剖肝沥胆,涕泣苦谏,料知难回慈意,于事何补?
“发言慷慨,至于流涕”乃至慷慨轻生,既于事无补,则毕竟难以酬答皇帝不次超擢,得参大政,以国士相待的深恩。看起来除却兵谏,别无善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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