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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呢？陈安详不是怀疑过吗？怎么样？只能是一个虱子挺不起一床被子，徒劳无益。况且他也找不出真凭实据。他少有动作，就没有好的下场，后来他不是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了吗？
第三，至于村上的人，一定也有高人，也有看出这里面有问题的人。或者知道一些内情。但是，他知道也是白知道，没有人可出来为一个地主分子鸣冤叫屈，谁也不会犯傻。农村打官司有一句格言，偏向近的，不偏向远的；偏向活的，不偏向死的。陈安泰不管如何冤枉，但是，他是死的呀，而杀他的人，也就是凶手可能是活着的。也或许活的很好。这个人可能就在他们中间，也可能是一个有权利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技能的人。这当然是假设，但知情人不能不这样推想。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凶手之所以称为凶手，他是心狠手辣的。万一得罪了他，就非同小可。如果搬倒了他，万事皆休，为民处理一大害。如果扳不倒他，与虎为邻，那将是终日不得安宁。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什么时候他给你一家伙，就够你喝一壶的。
第四，对于地主家庭来说，农村的一般看法是不管你改造的好与不好，都是阶级敌人。都在打倒之列。因为解放了这么年，阶级斗争几乎就是法律。纵然这种家庭中的一个人真的遇害，谁又能去不站在人民的一边而站在敌人的一边呢？如果你一度站错了队，有人向你兴师问罪，说你是在为阶级敌人喊冤叫屈，向无产阶级进攻，你就是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
因此，陈安泰之死是积压多年的冤案。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凶手似乎并不惊慌。因为有几种特殊的因素保护着他。没有办法把他绳之以法。可以大胆的推想，凶手这么些年过得很幸福。
还要再说一遍的是，当年陈安详曾对他哥哥的死持过怀疑的态度，而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的。试想，在今天，他的坏分子帽子摘了，已经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几十年的沉冤能在他的头脑中消失了吗？不能，绝不能。虽然他是一个恬淡退让的老好人，但在法制社会的今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天，他难道会无动于衷吗？我推想，就是在这些年里没有上告，也会在农村的饭场上有所言语，乡亲们也有所议论。同时，人们的思想觉悟也没有原先那么的迷信了。或许会为了修渠迁坟的事情旧事重提，甚至打抱不平。这几方面都无形中给凶手不小的压力。这种压力搅动了凶手平静安宁的生活。他必然会想出新的对策。来抗拒这种压力。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凶手是在选择陈安详作为突破口，妄图把陈安详打死在陈安泰的坟地，以扰乱人们的视线，来企图逃脱惩罚”柴旺局长接着赵景的话茬说。
“嗯。我是这样想。”赵景说“凶手是心有余悸的泛起才又作案的。这就叫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这种人，早晚难逃法律的制裁。”
柴旺局长沉吟半晌，才说：“不过，你不要把凶手看得太简单了。愚蠢的凶手绝不会到今天仍然不忘修补他作案的漏洞。而这个凶手，可能是一个很狡猾、很凶残的家伙。要看到他身上的两重性，一事老虎，一是老鼠。多分析，多调查。陈安详还活着，凶手是不是就死心呢？他不就是怕陈安详腰板直了吗？他不就是怕陈安详知道的内情向人们泄露吗？他的目的可是没有达到哦！”“嗷，局长，我明白您的意思，我一定加紧这方面的工作。”
接着，他们对工作做一番研究。对在现场发现的铜箍龙纹烟斗、墓地的头发和脚印等都需要一一鉴定。
最后，赵景问：‘陈家庄一带，为什么对黄金龙那么信奉呢？“
“这，因为他为这一带做过好事，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说黄金龙的。”
“您给讲讲吧？”
柴旺局长看看手表，说：“该吃饭了。“
“我也在食堂吃，不回去了。”
“好嘛，为了听故事，家都不回了。”
“这也是工作呀。”赵景显得活泼起来。
不 一会儿，他们的饭菜都打来了，俩人一边吃，一边讲起了黄金龙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