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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八年正月初六，洪承畴正准备紧急出关，期望于河南灭贼部。
高迎祥，张献忠部众攻陷荥阳，屠泛水，又数天之内南下取固始，初九日庚申，攻取凤阳霍邱。霍丘城破时，县丞张有俊、教谕倪可大、训导何炳若、大豪绅田既庭等，力战而死。
正月十一，扫地王张一川攻打颍州城，知州尹梦鳌率壮勇登城守御。正月十二，张部挖掘城墙脚，城墙倾陷数丈溃口，百姓见势不支，纷纷四处奔避。
尹梦鳌跪地哀求壮勇固守。见贼寇势大，壮勇无人听从，溃散而去。
尹梦鳌独持大刀带家人挡在城墙倾塌缺口处，张部缘城而上，尹梦鳌力战，挥刀杀十七人。等到张部大队人马拥上前来，家人除死者外，余都逃走。
尹梦鳌四顾，除弟侄外竟无一人共事者，即投乌龙潭淹死。其弟、侄七人随之自杀。尹梦鳌，云南人，以举人身份知颍州，尚算是勤政爱民。
赵士宽，字汝良，号菉裴，山东莱州府掖县人，以官声为颍州通判。当时本来在寿州，听闻张部进犯颖州，一天一夜夜飞骑二百多里，回归颍州城守城。
他和家人部下刚进城，张部就四围合击。赵士宽欲鼓励城里人防守，但是城里许多士绅率先逃离，赵苦劝无法，城内分扰，竟然无人守城。张部轻易攻进城里。
赵士宽巷战多时，本就不多的部下死伤殆尽，最后也投黑龙潭水死。赵妻崔氏，与三女登楼自焚。州役从死者十余人。后来明朝廷赠光禄寺寺丞。
颍州城中，还住着一位任过兵部尚书的张鹤鸣。天启年间，当时担任兵部尚书的张鹤鸣，曾全力支持巡抚王化贞进攻后金而不服从经略熊廷弼的指挥，导致辽东全线败退，张鹤鸣因此丢官返乡。
张鹤鸣见城破，逃到别的房子里。他的长子张大同就在此人人奔逃的危机时刻，为救父亲家人，故意居住本宅，在门口题大字“张大相公书房在此”。
张一川部下抓住他，强迫他下跪，他宁死不屈。又追问父何在，大同说：“要杀便杀，我不可能说出父亲躲藏处让你们抓的。”
张鹤鸣家下人投降者引领扫地王部去张鹤鸣躲藏的民舍，绑缚张鹤鸣来自己家，拷打索取藏金。张鹤鸣回答：“没有。”
张大同争着说：“家里财产都是我掌管，和父亲没有关系。”扫地王部下流贼不听，大搜其室，见皆古玉及陶器。
这些人不知道古董价值，生气下将张鹤鸣从头顶用大斧劈开。
见父亲惨死，张大同奋臂大骂，一贼要杀他。旁边一贼劝说：“已经杀了他父亲，暂且留下他命，但是必须献金赎命。”
张大同骂道：“父死义不独生！”骂愈烈。贼人愤怒去其须，又用刀斫开他半边脸面，骂仍不绝声。贼部于是肢解了他。（注1）
张一川轻易地攻占颍州城，尽取子女玉帛。
颍州张鹤鸣估计是农民军在崇祯八年以前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彼时农民军军纪极其糟糕，城破之后，遇难的官绅士庶多达一百五十多人，妇女殉节者二十七人，烈女八人。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即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凤阳，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
取得天下后，明朝廷曾在这里大兴土木，先后为朱的父母修建皇陵，扩建了朱少年时代当过和尚的龙兴寺，并按南京的规格修建凤阳城，定其为中都。故此，凤阳对明朝庭有特定的意义。
凤阳府更是南京的北方门户，如凤阳一失，则南京门户洞开，必受兵锋威胁。如南京出问题，那东南赋税重地、半壁江山就很难保住，大明朝的气数也就差不多了。因此，凤阳一带，无论从哪方面而言，都不应该出任何差错。
明朝廷在凤阳设有留守司，另有班军、高墙军、操军和护陵军六千余人。凤阳巡抚督漕驻淮安，兼护泗陵(皇祖陵)，太监驻凤阳。这些军队很久不打仗，各级武职只顾贪污军饷，谁会去训练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
崇祯六年（1633）冬，农民军突破黄河，南渡河南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就曾经上书朝廷，要求派兵防守凤阳皇陵。
崇祯七年（1634），张凤翼（当时是兵部尚书）也上书，希望朝廷命凤阳抚按加强防守。崇祯曾召谕兵户两部，诏令淮安巡抚朱大典、杨御蕃扼守南畿和凤阳祖陵。但总体来说，凤阳的防守非常薄弱，尤其是负责防护的巡抚杨一鹏、太监杨泽都不知军事。许多官员甚至认为，朝廷大军四围，流寇怎会杀向凤阳一线。
不幸的是，农民军恰恰选中了朝廷防守比较薄弱的凤阳地区作为主攻方向。
农民军破颍州、霍县后，一部分南下攻入庐州府境，另一部分杀向寿州(今寿县)、、凤阳。
作为龙兴之地的凤阳，无疑有特殊政治地位。明太祖朱元璋曾给予殊遇，在赋役方面给了不少豁免。但是到明末，豁免已不复见。相反，凤阳作为中都，百姓承担的差役、匠作多如牛毛，年景几乎到了过不下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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