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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后期,北京青年知识界有一个别具一格的小型沙龙,沙龙主人名赵越胜。
初识越胜,是在1982年9月,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在庐山开会。上山前,几个年轻人到九江烟水亭游玩,窗前是滔滔长江,有人提议买酒喝,他立即赞成,说:“我不会喝酒,可是我喜欢看你们喝,你们醉了,我也轻飘飘了。”这句话使我一下子喜欢上了他。那时他好像在戒酒,真的滴酒不沾。此后不久,我调到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和他成了同事。我们来往密切是在一年后,我失恋了,十分孤单,常去他家,他也常陪我下酒馆。记得那年除夕,他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便陪着我到处找仍然营业的小饭店,好容易找到一家,两人在冷清的店里吃了一顿年夜饭。他开了戒,其实酒量惊人。有一回,我在龙潭湖公园里看书,忽然听见有人大声说:“我看这个人像周国平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来是郭建英,越胜带他去我的宿舍,又按照室友的提示找到龙潭湖来了。在我的地下室里,我们喝啤酒,越胜一人喝了近十瓶,嫌不够,又去打了两暖壶生啤,结果醉了,但也就吐了几口而已。
我们经常一起逛书店,或者在他家听音乐,聊书,也聊我刚写的诗。他常说:“书,音乐,酒,朋友,最后才是女人。”我以为他是开导我,其实不尽然。看到雨儿回到我身边,他由衷地替我高兴,也非常欣赏雨儿,但仍劝我:“和雨儿浪漫一阵,以后回到古希腊。在古希腊,女人没有什么地位,男人的天下,你看多宁静。”在一次朋友聚会时,他说自己:“我不能再爱,再爱,就从希腊人变成罗马人了。”可是,说了这句话没几分钟,他突然激动地喊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燕走了二十多天了,没有给我一个字!”燕是他的妻子,去法国了,他们后来也分了手。按照他的分析,我这个人易感,包括对女人,是优点也是弱点。一次在镇江开会,某校一个女研究生喜欢我,与我比较亲近,被同来的系领导提前遣回学校了。我很难过,会餐时醉了,一遍遍哭喊:“我讨厌你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越胜跑来劝我:“人家小年轻抽抽风还可说,你抽什么风?”我破口大骂:“你不是人,你是一团概念!”后来他向建英转述,建英大表赞同,气愤地说:“我们俩一路走,这么多漂亮姑娘,他竟什么也没有看见!”
越胜称得上空灵。诗的国度,水天一色,如果说我在水下,他便是在天上。他在趣味上是天生的精神贵族,生活在莫扎特和歌德的世界中。有一次,我们聊起贵族主义对于文化的必要,甘阳举出希特勒的例子,他当即驳斥:“希特勒是什么贵族?一个奥地利下士!他怎么会保存高级文化?国家社会主义是搞平均主义,拥护纳粹的都是工人!”他又是一个极爱朋友的人,一说起朋友来便眉飞色舞,没有了分寸,仿佛个个是天才和完人。因此,八十年代中期,在得到了一套新两居之后,他便经常在家里招待朋友,把他的家变成了沙龙。每次举办帕提,他对来宾的选择十分严格,决不许一个俗人混入。他的标准是有没有文化,倘若他说某人“没文化”那人便从此不在他的视野里了。他说的文化与学历无关,不外是性情趣味之类,凭直觉就能感应到的。某君自命江南第一才子,但在他眼里是一没文化之辈,始终被拒之门外。这成了此君的一个心病,一次酒醉时号啕大哭,倾诉委屈,而他毫不为所动。
他实在是一块做沙龙主人的好料,豪爽而又细心,对每一个客人都照顾周到,但丝毫不露痕迹。一进他的家门,客厅里有一流的音乐,餐厅里有充足的酒和食品,你立刻会感到轻松踏实。倘若是学界朋友为主,我们也不怎么谈学问,多为闲聊,聊往事,聊见闻,聊书,聊到兴会处,一个个神采飞扬,妙语连珠。我应该算最口讷的一个,但我喜欢做听众,觉得是一种享受。他们全是言谈高手,越胜的激情慷慨,正琳的雄辩犀利,友渔的理性机智,嘉映的潇洒含蓄,各具特色,无不可观。有时候唇枪舌剑,斗智玩儿,惹到我头上,我也会反击一两句,往往还招来一阵喝彩。若干智力相当的人在一起,彼此能互相欣赏,那种氛围着实令人愉快。夜深之时,通常该讲黄段子了,越胜的话题却不可避免地回到古希腊,直抵高雅的顶峰。有时候,我睡着了,朦胧中还听见他在谈论着荷马和海伦。
我们也经常结群去北京郊外游玩,人数较多,一召集二十来人,那就不是身为穷书生的越胜所能负担的了。这时候,自有大款出车出资。我说的大款主要是于洋和北陵,其实当时他们都处在创业阶段,还算不上大款,不幸的是两人各有弱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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