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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渝经常锁上门熄了灯在房间里。我的上司找我谈话，告诫我行为要检点，还强调作为一个政工干部与有重大海外关系的人来往必须慎重。但是，我心中无愧，也不想为所谓政治前途舍弃一个好朋友，何况我对自己在资源的这种前途早已不抱希望，因此仍我行我素。改革开放后，小渝在桂林一家工厂当厂长，后来又自办企业，皆有成就，展现了她的能力。
事实上，我去小渝那里，多半时间是和她的孩子玩。我一向喜欢和孩子玩，也很有孩子缘，原因也许是我能够平等地对待孩子。敏子有一次在旅途中向人谈论自己的丈夫，并拿出照片给人看。一个少女看了立即说，某日某时她随父亲在郑州转车，在车站看见过我，我正用和大人谈话的口气同一个小孩说话。她还描述了我的身材和衣着。我很佩服这个少女的观察力，那个时间我的确也在郑州转车，那个情节却记不起来了，不过很像我的所作所为。在资源初期，我的亲密伙伴是一个五岁男孩，我常常用糖果贿赂他，把他骗到我的房间，享受和他谈话的快乐。有一次，我告诉他，我会变魔术，能把一个人变成一只苍蝇。他听了十分惊奇，问我能不能把他变成苍蝇，我说能。他陷入了沉思，然后问我，变成苍蝇后还能不能变回来，我说不能，他决定不让我变了。认识小渝后，她的三岁儿子便成了我的主要玩伴。我结婚那年，她又生了一个女儿，于是我又在与小云川的逗玩中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调到党校后，我搬离县城，去小渝家少了，当时一岁半的云川可真想念我，常常自己走到楼梯口，一遍遍喊周叔叔，期望我在楼梯上出现。我的笔记本上记录着云川的许多可爱表现。一次，她爸爸妈妈吵嘴，客人问她站在爸爸一边还是妈妈一边，她答：“我也不站在爸爸一边，也不站在妈妈一边，我站在床上。”当时她的确站在床上。另一次，看电影，是火山爆发的镜头，她用手遮住脸说：“妹妹好怕！”妹妹是她的小名。妈妈说：“你懂什么，狗屁不通！”她立刻反驳：“妹妹狗屁通，狗屁通！”我离开广西那年，云川五岁，用歪斜的字体写保证书：“我保证去北京给周叔叔做女儿。”我至今还保存着这张小纸片呢。和孩子在一起，真是不断有惊喜。我自己是很晚才做父亲的，到头来我发现，所谓父爱就是那种平等地欣赏和理解孩子的能力，它其实是由童心转化来的。
到资源的第三年，有一次，我给县直机关干部上辅导课。下课后，一个矮个子的中年男人留在课堂上不走，等着要对我说一句话：“想不到资源有这样的人才，草里藏珠啊，可惜被埋没了。”他告诉我，他叫赖兆恩，刚调来资源，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善意。在资源后期，我和敏子在县城没有住处，小渝也已调回桂林，我们每次到县城都在他家里落脚和吃饭，而他一家人也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他告诉我，他早就崇拜我，但怕我看不起他，不敢打扰，后来看我很平易近人，就不怕了。他是一个天真质朴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话语不多，总是高兴地微笑着，之所以高兴也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罢了。离开资源后，我赠他一首诗：“十载困顿弹丸地，世态人心俱熟谙。开口直言已惹恨，闭门读书亦招谗。愚民帮毒祸尤烈，逆境友情品愈甘。欲散愁怀何所之，君家备得开肠餐。”听说他后来调到县政府当了秘书，接着升为副县长，最后是当县政协主席。他这么老实又尊敬文化的人能有官运，说明资源的确有了变化。在任政协主席期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便来信邀我回资源一趟。因为忙，我暂时未能成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