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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到秋收以后才回沪呢！”他热情洋溢地道“碰见你高兴极了。你真白，一点也不像个在农村出工干活的知青。你肯定不怎么出工吧？”
“不。在乡下天天都出工。”
“那你回来探亲，有一些日子了。”
“是的。你呢，”我不想给他讲自己的近况，更不想把结婚生孩子的事告诉他，免得他笑话我和矫楠“近来好吗？”
“还可以，我已经被推荐回上海读大学了。上海师大，就是原来的华东师大。”他颇为自得地说着，忽又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哦，你不到秋收就回来，是不是赶来办回沪手续的？”
我只觉得莫名其妙：“什么回沪手续？”
“你真不知道啊？”他似有些不相信。
我只顾着分娩，知道什么呀。我慢慢地摇摇头。他疑惑地盯了我两眼，似乎相信了我的孤陋寡闻。
“是这样。最近有个关于上山下乡知青的三十号文件，规定了几条东西，凡是符合这几条的，就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由街道、里弄统一安排工作”
“哪几条呢？”
“独生子女可以回来。多子女都不在父母身边的，也可以回来一个。你就符合这一条啊！你哥哥在崇明农场，你在贵州乡下，你们就两兄妹，可以回来一个。你哥哥一定会让你的。崇明离上海近，年年有抽回上海的名额，他推迟个一两年，你不就办完手续了。”
陈谷康喋喋不休地说着，后半截话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没听清楚。听了他前头几句，我的脑子就“轰”一声炸了，耳管里充塞着嗡嗡的响声，啥也听不到了。噢，三十号文件，三十号文件，你为啥不早点传到我的耳朵里，为啥不早点发下来？我生小玉刚刚六个星期，我结婚才半年多。早知道会有这么个文件，我不会生下小玉来，我不会匆匆忙忙为顾全面子结婚，我会听从聂洁的话，请她帮忙。天哪，命运，你真会开我的玩笑，你真会耍弄人哪
“宗玉苏，你”陈谷康双眼瞪得老大盯着我，疑惑不解地问“你怎么啦？脸色惨白，身体不好么？”
我凄然一笑，虚弱无力地道：“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可可我想，我爸爸还在干校，他的问题还没彻底解决，能能行吗？”
“行！”他肯定地道“文件上没说出身不好的子女不能回，只说凡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办回。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子女，没有给予限制。手脚快的，都已经在迁户口了。我不骗你，我爸爸恢复工作后，没啥实权，就在协助人家管这个口子。你要办，就要抓紧。先找你家住的瑞仁里委会，再找街道，街道‘乡办’报给区里，区‘乡办’一批准，就可以往你们那儿县‘乡办’发调令了。好多知青怕事儿拖，都是在调令发出的同时，自己跑回去办的手续。我看，你也动起来吧，哪个部门卡你，你来找我，我对爸爸说，他在经管这事儿，又在市里，往下说个话还顶用。还记得我家么？”
“你家仍住老地方？”我瞅着他眉飞色舞、一心相助的神情，不由问了一句。
“是啊，老地方。抄家的时候，封了两间屋，老头子一出来工作，封条也撕了。”陈谷康又露出了自得之色“有空，你来玩玩。星期六晚上，星期天一整日，我都在，家里有电话，来之前打个电话，我好等你。”
他从上衣袋里抽出圆珠笔，摸出一张公共汽车票，写下一个电话号码，递到我的手里。
“谢谢。”看得出他是衷心愿意帮助我，我接过车票的时候，低低地道了声谢。
潇洒地挥挥手，他走了。不知是去图书馆，还是去什么书店。
我仍撑着伞，慢吞吞地走回家去。马路边一家缝纫工场间里，在播放音调高亢的京剧样板戏，听不清唱些什么。不过，那锐声拉拉的京胡和“咚锵咚锵”的锣鼓，倒使我想起一句收音机里常播的唱词：
一石激起千层浪
陈谷康无意间告诉我的这一信息，把我原本烦躁、闷愁的心情搅得更为纷乱了。我不便问他，结了婚的知青能不能办回来，凭空想想，大约也是不允许的吧。结过婚的知青，连招生、招工都不收呢。先得问问清楚，我自己可以打听到的。幸好，回上海以后，我一直住在矫楠家里，虽是同一个区，福安里离我家所在的瑞仁里，还远着哪。瑞仁里那头的街道里弄，并不知道我结了婚，也不知道我生孩子。产褥期满以后，我得抽个空去问问。把一切都打听个水落石出。这些事儿，要不要和矫家的人透露个口风呢？暂时不讲，啥都不说。矫家的人都对我挺好的，从未歧视过我，矫光、矫冰还“嫂嫂、嫂嫂”地叫得很亲热。他俩心头都明白，之所以能分在上海，一个当售票员，一个当饭店服务员，都因为他们的哥哥去了外地农村，要不，他两人中总有一个也得下农村的。矫静待我更是关切，她把自己的孩子穿过的那些婴儿衣服，全部都从箱子里找出来给了我。一有空，就同我说这说那的。还有爸爸妈妈，真正地把我当一个儿媳对待，我心头是感恩的。可是，要我正正经经同他们谈一件涉及自己命运的事，我还是不习惯，还是鼓不起勇气来。就像这次回来生小玉，要住在他家，我一定要矫楠先写封信回来，把一切详详细细地给家里讲明白，直到收到他父母的回信，热诚欢迎我回来生孩子，我才动身。是的，有什么话，还是让矫楠给家里讲吧。
走进弄堂，福安里已坐了半弄堂乘凉的居民，乍一眼望去，凉榻上、竹椅上、小板凳上，坐满了摇着蒲扇、折扇，裸露着光光的胳膊和大腿的人。所有人的目光都朝我扫来。
小市民的目光，审视般的、猜度的、挑剔的目光。
我浑身的汗毛在这一瞬间全竖了起来。我几乎可以想象，他们在背后怎样议论我。虽然我从未同他们有过交往、讲过话，在弄堂里进出都是低着头，垂着眼睑，但他们是绝不会放过尽情议论我的那份权利的。
我逃遁般地走进了后门。
信箱里有信，是矫楠写来的。狭窄的楼梯上光线淡弱幽暗，我急急地走上楼去，矫冰正在逗着小玉“格格”地笑，见我进屋，她乐呵呵地道：
“小玉真乖。睡着没尿湿尿布，一醒过来，我把着她撒尿，她撒了一大泡。乖，真乖。哦，嫂嫂，有哥哥的汇款，五十元，真不少哩！”
她指着桌上的玻璃板下，转身又逗起小玉来。
我瞅了一眼玻璃板下的汇款单，果然，伍拾元整，是他的字迹。在那么穷得滴水的山旮旯里，他到哪儿找来的钱呀？！
我迫不及待地展开了信笺。他吻我，这人，都生下小玉了，写信还这个腔调。他吻还没见过面的女儿小玉，要我替他代吻。亏他想得出来。他接管了大队的米机房，这事儿我是知道的。歇凉寨大队建了一个打米机房，一年到头都在给四乡八寨的老百姓打米，到年终了，却年年都没收入，反而还要几个生产队摊交电费，群众都有意见，但只敢在背后说，只因为经管米机房的是大队主任吴大中的小舅子，众人敢怒不敢言。我结婚到了歇凉寨，国家电力部门下来追查大队里为啥接连几年不交电费，要各家各户自愿交齐。这一来才把那小舅子的问题捅开，老百姓的电费交到他手里，他全贪污挪用了，数额特别大，好几千。公社、区里、县上都很重视，下来了工作组专门处理这事儿。把小舅子家的肥猪折了钱，把他新盖的两间厢房没收折了钱，把他的手表、家里的收音机折了钱，连同从他家抄出的一千多现金，一齐搜来交国家电力部门，还差着一个尾数。这么一个贪污分子，当然不能再让他经管打米机房了，工作组让群众推选新的米机管理员，选到哪个都不愿干，都怕得罪吴大中这尊菩萨。公社里的干部指名要矫楠干，说他抓过杀人逃犯“黑鳗鱼”群众信得过。吴大中提出，为吸取教训，米机房实行“干包”每年交大队八百块钱。几个生产队的干部群众都说这办法好。电费、修理费、添置新米筛，统统由管理员自己承担。超出八百的部分，归管理员所有。当时，我替矫楠担忧，劝他别干，他硬是不听，接管下了米机房。没想到，仅仅半年工夫，他已交齐了八百块。寄来的五十块，是超额收入的第一笔钱
读着信，我的心头酸甜苦辣一齐翻腾起来。当初我就看出他硬着头皮接管米机房，是认定了米机房是有收入的，是为了我、为了即将出生的孩子。他默默地在尽着丈夫的责任，尽着父亲的责任。在上海住着，我是多么需要一点钱啊！小玉的一切开销，都是他家拿出来的，我的一切开销，住院费、坐月子的营养费，全是他家掏的。我感激不尽。婆婆有时在我的枕头底下塞个五块十块，我明知不该收，但有时候确实需要啊。这下好了，矫楠寄钱来了，我能松口气了。出去办个事，逛一次马路，也不至于遇到那种窘迫的场面了。
只是，捧着信纸，我总还有些不踏实，为啥吴大中那小舅子管米机房连电费还要众人摊，而矫楠却能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得到这么大效益呢？会不会是他为了安慰我，为了让我安心用这钱，故意写来哄我的？
不过，我总还是甚感宽慰、甚感快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