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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矫楠所说的报复那么快地降临到我头上来了吗？
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
瞅着十九号大院门口爸爸的漫画像，瞅着幽静的二号小楼封死百叶窗的一层层大字报，我忍不住要这样扪心自问。
远远地站在马路对面的街沿上，我真不敢往十九号大院走去，我真不敢想象家里又出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柏油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一片凄寂，一片冷清，初冬的寒风吹落了梧桐树梢上最后一批黄叶，枯萎的残叶铺得满地都是，也不见有人清扫。听说，清洁工们都造反去了。长这么大，我听说过多多少少口号啊，什么口号我听来都觉得顺耳。唯独“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我总觉得有些刺耳，有些喊不出口。也许，这正是我立场不坚定的表现吧。自从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以来，我一直处在心惊胆战的状态之中。
不说远了，就讲十九号大院所在的这条马路吧，路两旁一幢又一幢花园洋房里，先是老板、资本家被抄家，接着是教授、学者、名医生、工程师等等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游街，这些天来已波及到好些干部家里。口号喊得更吓人“油煎xxx！”、“砸烂xxx狗头！”都是直截了当地指名道姓。弄得整条马路人心惶惶，即使在大白天里，家家户户的铁门全是紧闭着的。
我们家的日子更不好过。一两个月以前，阴影就已遮住了我们一家。爸爸妈妈在饭桌上很少讲话，每当哥哥慷慨激昂地讲起红五类子女在社会上采取了啥革命行动，他们的红卫兵团在哪儿与人展开大辩论时，爸爸总是一声不响，而妈妈呢，老用毛主席那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语录，去提醒哥哥千万不要莽撞。
我虽然小，可毕竟是个姑娘，比哥哥细心一些。瞅着爸爸妈妈不悦的神情，联想到“十六条”里面“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条，我的心头一次一次地升起疑云：他们会不会就是那种人呢？要不，他们为啥闷闷不乐，为啥老是沉着脸呢？
我的预感终于得到了证实，两天前的傍晚，妈妈从单位里打电话回来，说她不回家来吃晚饭，也不回家来睡。电话恰好是我接的，我听得出，妈妈的声音很低沉，还带一点颤音。捧着话筒，我不安地尖声问：
“为什么，妈妈，为什么不回家？”
“妈妈单位里有要紧的事，你告诉爸爸就”
妈妈的话被一声粗暴的呵斥打断了：“什么要紧的事？犯了罪还不敢对子女讲。说老实话，你被隔离审查了，要家属送铺盖、洗漱用品来！”
爸爸当天夜里就给妈妈送东西去了，我要跟去，爸爸不许我去。他说这不是我去的地方。人虽然没去，心还是随着爸爸去了。妈妈被隔离审查的地方，是监狱吗？有没有看守？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到了吃饭的时候，看守给送饭？我的心像火燎一般难受，妈妈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会给放出来吗，什么时候放出来？无数问题涌上我的脑际。楼下的厨房里有响动，是范阿姨在移动椅子。哦，不仅仅是我在等，范阿姨也在等，也在为妈妈担心。我坐在楼梯口上，双手托着腮，茫然地瞅着二号小楼这幢房子，这幢我自小就居住的房子，这会儿在壁灯的映照下，竟变得陌生起来。这幢房子是我的家吗？我的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开始冒出来。我多么想有个人聊聊，有个人陪伴着一道说说话啊，可唯一能交谈的哥哥，却早在半个月以前就不回家了，他说红卫兵总部要值班，他天天睡在值班室里。
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已撑着楼梯扶手睡着了。是他把我推醒的。我一边揉眼睛，一边站起身子，心慌慌地问：
“爸爸，妈妈被关在哪儿？”
“就在她上班的单位里。”
“在区委？”
“嗯。”“妈妈好吗？”
“她很好。她还让我对你说，别为妈妈担心，过些天，妈妈就会回来的。”
“真的吗？妈妈还说了啥？”
“她还说，要提醒玉苏，该学会独立生活了；玉苏不再是个孩子了”
“我早说了嘛！我不是孩子，我是个大人了。”我撅着嘴对爸爸道。
尽管爸爸说妈妈很好，但我却感到，爸爸去了这一趟，脸色、眼神全变了，变得苍老、憔悴，变得忧心忡忡，似有啥难言之苦。第二天从学校回来，我还看到从不吸烟的爸爸，呆痴痴坐在椅子上一口接一口地猛抽着烟。
昨天晚上气温骤降，西北风把小楼旁广玉兰树的叶子“哗啦哗啦”撩拨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起床，爸爸就让我给妈妈送毯子去。他好像忘了，仅仅只在两天以前，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那不是我去的地方。
捧着毯子，一条提花羊毛毯子，我到妈妈上班的区委会去了。区委大院里闹翻了天，整幢区委大楼，仿佛被巨幅标语、大字报包了起来。迎面一条巨幅标语，从区委大楼顶上，一直书到大楼墙脚：“殷晨芳不投降，就叫她灭亡！”那粗直乌黑的大字，一看就晓得是用大板刷写的，妈妈的名字上头，还用红笔打了几个大叉叉。乍一看到，这条顶天立地的标语，就好像在向我张牙舞爪，朝着我扑过来。我惊骇地垂下眼睑，心怦怦跳着，往大楼里走去。一路上，到处都能见到打着叉叉的妈妈的名字。
果然不出我所料，妈妈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阶级敌人。照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来说，我应该同她划清界限。可她总还是我的妈妈呀，我还得给她送毯子进去呀！要不，到了夜里她要挨冻的。
妈妈被关在哪儿呢？我懊悔离家时匆匆忙忙，没细细地问一下爸爸。
正在走廊里东张西望，有人朝我厉喝一声：“干什么的？鬼鬼祟祟的，想搞阴谋诡计吗？”
我循声望去，拐向楼梯的转弯处，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脸上油津津的，一双突暴的蛤蟆眼射出两股凶光，直瞪着我。
我慌得几乎瘫倒下去，嘴张了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人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他好像要打人，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两眼惶恐地瞪着他。以前我也到妈妈单位来过，依稀记得，这个人好像是区委大院里的公务员。
“你说啊，要干啥？”这人走到我前面两三步远，站停下来了，恶狠狠地问。
“我我给妈妈送毯子”我好容易憋出一句话，再也说不下去了。恐惧使得我的声音发抖。
这人的一双大手朝我伸了过来：“把毯子交给我！”
我乖乖地把毯子递给了他。
“滚吧，以后别到这地方来。难道你不知道，上头有命令，被隔离的人不能见任何亲戚朋友，包括家属子女。快走。”
走出区委大院好远好远，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凶神恶煞的公务员连妈妈的名字叫啥也没问，他会把毯子贪污吗，他会知道我是殷晨芳的女儿吗，他会错送给另外一个人吗？记得，区委会里，像妈妈那种年龄的阿姨、婶婶，可不是一个两个啊，万一万一毯子送不到妈妈手里，妈妈就将挨冻，就将因寒冷而生病我真不敢想下去。可让我再到区委大院去一次，就是拿着棍子赶我，我也不去了。我多多少少还存有一点侥幸心理，我认得这人是公务员，也许，公务员也认得我就是殷晨芳的女儿哩！
这点儿自我安慰，丝毫都不能使我感到轻松一些，相反，越是往回走，我的心头越是沉重。
一个念头那么顽固地出现在我脑子里：莫非，这就是矫楠所说的报应，这就是我家应得的报复。
我明知道，文化大革命同矫楠之间，一点儿都勾连不上。这是一场波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而矫楠，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中学生。甚至“死猫儿”这样的老师都能治得他无可奈何。可我仍然按捺不住心头的这种猜测，只因为，只因为矫楠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只因为他那副气忿恼怒的神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哦，这件事一直是我心头的阴影。可以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
郁强和余云的“桃色新闻”在全班暴露以后“死猫儿”专门找我谈话，说作为一个团员、一个积极分子、一个干部子女，对班上出现的这件大事，应该有个态度，应该写一篇批判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在墙报上登出来。
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但碍于老师的面子，还是勉强写了。题目也是沈老师出的：斥资产阶级思想在我班的泛滥，我是做命题作文。
没想到，文章写出来，班上的墙报抄出来了，又引起了校刊红色接班人的注意，他们也将这篇文章转载了。一时间，整个校园里都议论纷纷，对“桃色新闻”持好奇心的初三年级、高中部的学生，常常跑到我们初三(7)班的教室门口探头探脑，想一睹郁强和余云的尊容。当然，这篇文章把郁强和余云得罪了，他们从此再没同我说过一句话，给过一个笑脸。这点我心头是清楚的，万万没料到，这篇文章也得罪了矫楠。写文章时，我心头很明白，中心思想是针对郁强和余云那件丑闻，从没半点针对矫楠的意思。可是，矫楠却对号入座，自认为文章是答复他的公开信。
那是临近寒假的一天，几门主课考完了，我的分数都在九十分以上，想到寒假里将轻松愉快地玩个畅，我心头由衷地高兴。说老实话，尽管闲暇下来，矫楠信中的某些打动我心灵的话，还会时不时冒出一段来，但我基本上把这事儿置之脑后了，他没再来纠缠我，爸爸妈妈也没再向我提及一个字儿，我只把这件事作为搅动我心灵池塘的一块小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激起的涟漪越来越微弱了。
因此，当那天他在离我家很近的街角上堵住我的去路时，我大吃了一惊。而当他恶狠狠地把话说完之后，我心头的震惊更是无法抑制。我真想冲着他大步走去的背影诅咒他，真想擂他几下。
“听着，我恨你，你不但会骗人，骗得那么巧妙，你还会咬人，咬了人都不留下齿印。”他的嗓门虽不高，可我听得出，他的每一个字，都是从肺腑里蓄积了力量吐出来的。瞅着他阴沉的脸，望着他那双我不敢凝视的眼睛，我觉得事情很好玩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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