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如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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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的事儿，得从济南说起。

    平心而论，说各省革命，山东“寂然”是不对的。山东的问题在于巡抚孙宝琦固然无心独立，谘议局又很不得人心，地方各势力的博弈缺乏制衡，很容易失控。试看取代谘议局的“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居然举出一个在外宦游多年、11月2日才应邀回乡的前静海知县夏溥斋当会长，足见会中本地各方势力是如何颉颃不让。

    早在11月5日，徐镜心就代表同盟会在各界座谈会上提出山东独立大纲七条，这七条决绝无比，不仅要“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号召“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满清课税一律停止交纳”对于不听各界联合会调遣的军警团练“与满贼一体仇视之”虽然声明了“对于外国旅游绅商，均负保护之义务”但言明山东之土地财产“无论抵押给何国、借何款”“概不承认”山东旧势力根基既深，德、英、日等外国利权复重，这个独立大纲若公开出去，顿时就会激起轩然大波。

    经过所谓“和平派”的反复修正，交由孙宝琦代奏朝廷的“八项要求”虽然已经抹去了对抗色彩过浓的条款，但仍然显得非常激烈——辛亥年，北省的革命诉求往往比南省更为激进，原因多种多样，如受压迫盘剥更深，利权外溢更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绅商阶层于对立双方（官吏、革命党）的制约能力都不强，往往成为双方都可以凭借暴力压服的对象。

    这八项要求是：

    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

    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件，不得不允许。

    三、现驻在山东境内之新军，不得调遣出境。

    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饷及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荒之用。

    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

    六、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

    七、谘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订之。

    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会议并声明，如清政府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布独立。

    这八项要求，看得孙宝琦直摇头。如果清廷居然答应八项要求，那么它所受的限制，比山东直接独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不仅失去了山东的立法权、财权、兵权，而且要用宪法确定山东自治的合法性，还必须任由南军提出要求，且不得借外债。说句笑话，这比列强以往各种令大清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要严苛。山东人这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人质，用来要挟朝廷。

    经过绅商代表们苦劝，孙宝琦才同意将此条款代奏。

    朝廷果然在三日内就有了答复。很显然，清廷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失去山东，它的分条回复极为缓和：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这是山东人的一块心病），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南军将来提出的条件，将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条、第八条照准，已有电谕停止调遣。第五、六、七条，应先在宪法中规定，将来讨论宪法时，会“征集各省意见共同议决”

    应该说，朝廷对山东做了很大的让步，能同意的都同意了，第五、六、七条涉及的官制、立法权、税权，如果将来是立宪政府，自然应该由宪法确认，如果仍然是专制政府，它同意这三条，则无异同意山东独立。不作答复，委之将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革命热情已经燃起的山东人大为不满，认为清廷是在不负责任地推诿敷衍“山东独立”之声再度高涨，连日开会，推动此事。孙宝琦也看出来了：不独立一把，过不去这关。而且第五镇新军也已倾向独立，这种关头大家都得听枪杆子的。他虽然口头对联合会代表称“惟有以身殉职，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独立”私下却急电内阁：“万不得已，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为保本境秩序、不予战争，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消。”

    孙宝琦很快就兑现了他的承诺。山东于11月12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一共才十二天。如此倏起倏灭，考其原由，第五镇新军内讧应占首位。军中反独立一派渐占上风，这事的背景是11月16日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一纸令下，第五镇里的亲袁派全部超升，权力结构顿然改变——莫要忘了庚子之前袁世凯就是山东巡抚，培植的势力遍及山东。

    山东离北京太近，鲁省绅商大抵惟旅京大佬马首是瞻（这也是为什么夏溥斋会当选联合会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独立之后，旅京山东同乡“非常震惊怨恨”认为山东根本没有独立的资格，通电反对之余，还要求清廷速派重兵，戡定大乱。北京同乡的反应，影响山东人心不小，当反对独立的“山东全体维持会”成立后，联合会连夜开会商讨应对之策，意见却大相分歧。革命党人主张按独立时的公告，参加民国军政府，就地组织武装暴动，原谘议局成员却主张北上晋见袁世凯，请这位前巡抚向朝廷进言，平息山东乱局。意见南辕北辙，联合会就此解体，各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