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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的草桥中学五年级学生叶圣陶（这是他刚给自己取的号），隔了两天才知道武昌事变的消息。苏州本地没有大的报纸，申报、新闻报、时报从上海送到苏州，总要晚上那么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么准确，比如“武昌已为革党所据，新军亦起而相应”（其实是反过来的）“无耻凶恶之官吏亦杀去无数”（完全没影儿的事）“此事也，甚为迅速与机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实是仓促得很，也谈不上机密）。然而不管怎样，少年的兴奋欣喜是真实的：“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
这位喜读民立报、为蹈海英伦的杨笃生写过挽诗的中学生，家里很清苦“无半亩田一间屋”父亲给别人当账房，下乡收租。然而少年热血，不因家境而改变，同班同学顾颉刚回忆当时他们怎样地爱读于右任主编的革命系“三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我们非常的爱它能给与我们一种新血液使我们甘为国家牺牲”前两张报纸被封之后“怪不得跟满清政府和租界上的工部局拼命”（十四年前的印象）
江苏是立宪派大本营，苏州尤其平静。苏州少年的热爱革命，甘为牺牲，更多是出自对国家的忧虑，因此“三民报”是他们拥戴的，而国粹学报、东方杂志也是他们喜爱的读物。叶圣陶非常渴望能自己办一份报纸。他在1911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如吾等者，居此似乎稍安之地，边虞之危难实不得知，全赖报纸为之探听，为之警醒，使吾人得有以为之备，有以为之挽回。”至于如何挽回，未必有什么定见，所以革命党的报纸也爱看，立宪派的杂志也受落，1910年11月中旬苏州开提灯大会，庆祝朝廷下诏“宣统五年开国会”叶圣陶和顾颉刚也晚晚列队参加。
后来叶圣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记，感慨“我辈看起义似甚简单，而关心殊甚”而顾颉刚的回忆更为形象：“我们在学校里再也无心读书了，天大的一个任务是看报。上海各报，每天下午一时车运到苏州，我们就推定同学，在下午二时下课休息的十分钟里，赶快跑到宫巷桂芳阁茶馆里，向卖报人买了几份报纸，飞步回到学校，高声宣读。”（辛亥观感）
上海报界，当时大都倾向革命，受众亦是如此，申报曾登载武昌革命军失败消息，被读者堵门质问，直到编辑拿出电文原稿才解释清楚。从上海报纸得来的消息，自然会在原本就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构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国对此事颇赞美之，谓少年之中国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语余颇深信之苟一改革，则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为少年中国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乐又何如！”（10月14日日记）对照在清华园惶惶不安的吴宓，叶圣陶实在要乐观得多。
基于这种乐观，他对江苏革命党人行动迟缓非常不满，在叶圣陶的想象中，江南是开化之地，应当是党人一呼，应者云集才对“独恨吴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识既开，见解当正，而何以绝无动静也？”（10月19日日记）
在叶圣陶看来，革命军胜利是理所当然的事“盖如此正正堂堂之师，本当胜也”一听到不利的消息，则“闷郁特甚”他也想到过革命军一败再败，终至于消灭的可能，但一想到这点，就觉得“不堪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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