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战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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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历史的谜团一天天浮出水平面，鲜为人知的“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石牌保卫战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如此重大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在小小的石牌，它究竟具备哪些使战争取得胜利的条件？这场以少胜多的恶战又是怎样打胜的？2005年5月下旬的一天，阳光把古老的西陵峡照耀得五彩缤纷，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从宜昌上车，沿着江北老宜大公路，过三游洞，翻天柱山，下晨旦纪剖面遗址，走上一条小柏油路，然后通过一番九曲回肠之后，来到虎镜滩乘船，抵达一个小镇。在船上，我们就看见石牌遗址纪念馆面江而立。下了船，爬上几十级台阶，我们很轻易就走进了那场让我们探询已久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走进纪念馆的大厅，就看见那块写着战争简介的牌子。沿着楼梯，来到二楼，是一座天井厢房，天井里放着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石碑，三间厢房由右到左存放着整个战争所残留下来的文物和文献遗迹。当我们一脚迈进右厢房时，尘封的历史，就在我们面前突然被翻开了。

    时间被往回推60年前，历史是一页发黄的时间。1943年5月，日寇集结陆海空三军7个师团10万余人，向鄂西宜昌石牌要塞发动猛攻，企图夺取三峡门户，谋取入川通道，染指大西南，灭我中华。大敌当前，蒋介石亲自布署，陈诚临阵指挥，中国守军奋勇抗敌，历经一个多月的血腥厮杀，终于击退日寇的猖狂进攻，歼敌25718人，击落敌机45架，炸沉敌舰122艘，赢得了辉煌胜利。从此，陪都重庆转危为安，日寇染指大西南的美梦彻底破灭。西方人士称赞此役是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

    千钧一发系石牌

    石牌纪念馆负责人、环坝集团副总裁乐发祥先生接待我们。在纪念馆里，面对这个发生在峡谷里的奇迹，我问乐先生：“如此重大的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在小小的石牌？”

    乐发祥先生说：“我自从负责石牌保卫战的资料搜集工作之后，一有时间就在宜昌和全国各地的旧书摊上和老书店、图书馆、文史馆开始淘金，搜集了不少于千万字的史资。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们纪念馆的这些遗物和文字图片遗迹就能给出答案。”

    当我们的目光落到那幅发黄的战争示意图上面时，昔日的战争烟尘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眼前。

    乐发祥先生介绍说：“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预备兵源枯竭，以及国内财政经济困难，被迫改变侵华的方针和策略，在军事上，在南京成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侵华日军(不含关东军)，停止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对侵华兵力进行调整，为了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继续向正面战场发动了南昌、随枣、长沙(两次)、桂南、豫南、上高、晋南等次战役，但除了占领海南岛、南昌、晋南外，其他地区并无进展。从1939年起，日本陆海航空队不断向中国战略的重要目标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衡阳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出于政治、军事目的，重庆成了日军军事攻击重点。就这样，宜昌以上的长江三峡段，自然就成了捍卫重庆的天然屏障。日军若突破长江三峡天险，则重庆自然不保。重庆若失守，国民政府在中国军事要塞就再也没有立锥之地了，大西南就成了日本鬼子伸手可得的猎物，全中国沦陷也就指日可待。”

    我问乐先生：“那么石牌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军事地位上呢？”

    乐先生说：“作为陪都的天然屏障，作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石牌天险座落在长江三峡入口处，背靠天府之国四川，面临鱼米之乡江汉平原，总绾着川东湘西鄂西豫南各省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川鄂咽喉，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无论从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石牌都成了抗击日寇、生死攸关的战争要塞。可以这么说，在这场恶战上，谁拥有了石牌，谁就拥有了长江三峡天险，谁拥有了长江三峡天险，谁就拥有了长江黄金水道，这样，黄金水道就可以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交通便利，以保证军需。

    “而当时的处境是，在地理上，日军屯兵武汉，三峡一线是日军占领大西南的捷径，而且是谁占领了三峡天堑，就意味谁就取得了战争胜利的主动权，就可以动用最少的军事力量达到最大化的军事目的。”

    我又问：“据我所知，1938年，日军走鄂西北进行了一次老河口会点，他们为什么不走北面，偏偏要走石牌呢？”

    乐先生说：“道理非常简单，日军如果从老河口走汉水一线或是成都平原一线，路途遥远不说，运输不如船只方便和容积大，且军事力量消耗量也大，面他们将临着川军刘湘40万军力的顶头压迫。因此，日军只对四川成都实施了飞机轰炸。加上当时抗日军第五战区坐镇鄂西北老河口，而驻守在长江三峡的江防军只有一个军的兵力。因此，在日军看来，长江三峡天险既是军事要塞，又是当时我国军队的军事薄弱环节。

    “因此，1939年6月，天皇在日本东京主持的高级军事会议。日军大本营陆军参谋总长，建议占领宜昌，将其作为航天空兵轰炸重庆极具战略价值的中继基地，然后突破三峡，占领重庆。海军司令部长官也说：‘占领了宜昌，为海军参与中国西部战役，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提供最重要的中继基地。宜昌的意义，胜过长沙和武汉！’

    “日本天皇在充分听取了大家建设之后，下达了占领宜昌，突破石牌天险，获取重庆的决定。会后，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立即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攻占宜昌的命令。

    “蒋介石在重庆明白了日军的意图之后，当即召开军事委员会，成立第六战区，委任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作出军事部署，强调全军“军事第一，石牌第一。顿时，石牌到了命悬一线，千钧一发的时刻。”

    上天恩赐的天堑

    听了乐先生的介绍，我问：“在过去，像石牌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除了当时的战争形势之外，它自身有什么的地理上的优势吗？日军和中国军事高层同时把目光盯上了石牌，石牌成了中国军队保卫重庆，保卫大西南的焦点。那么，石牌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玄机？”

    乐先生笑而不答，说：“我们到了主炮台，你看一下石牌的全景，就会一目了然。”

    说完他带着我们去看主炮台。路上，他给我们介绍了抗日海军炮台的一些情况：为了确保石牌，1938年12月中央军委组建宜万江防警备指挥部。1939年3月，1200名中国海军进驻石牌。在长江三峡石牌至万县间择险构筑了要塞大小炮台十余座，并在其周围密布重兵，形成了一道铁壁铜墙。同时，海军组建了宜巴要塞区第一、第二总炮台，方荣、曾冠瀛分另任两个总炮台的台长，下辖牛口、泄滩、庙河、石牌四个炮台九个分台，全部安装了由军舰上拆下来的舰炮和野战炮共55座。还在红花套设第一直属炮台，安装舰炮四座。炮台还配有三个烟幕队和鱼雷队，设立六个要塞点，配合作战。1938年10月，海军又在巴万要塞成立了巴万要塞第三、第四总台，程嵋贤、刘焕乾分任总台长，下辖万流、青铜山、云阳、奉节、巫山五个炮台。安装各种大炮47座。这些大炮及掩体皆由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全部建在山洞之中，建筑十分坚固，进出口、枪炮孔及通孔十分隐蔽。炮口与枪眼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着整个长江江面。

    沿着杨家溪左岸上的小径，我们爬到一百多米高的小山上看主炮台遗址。炮台在一户农家的屋后面，被掩映在杂树和丛草后面。农家老人在洞口拴了一条黄狗，要进炮台，必须让老人拴好了狗才能过去。

    炮台大小相当于在套一室一厅居室，里面除了放置大炮的主室，还有炮弹室、水井和提供军需的通道。通道是一条宛延台阶，一直连着地面上又一户农家。台阶上结满了蜘蛛网。整个炮台全是用美国援军空运来的白水泥砌成的，用手抚摸炮室的墙壁，就好像是昨天才粉涮上去的。站在炮台里面，沿着炮台通道走动，很容易让人忘记这就是当时用来杀敌的炮台，取而代之的是心中有了一种诗情画意。

    出了炮台，乐发祥指着整个石牌峡谷，让我们看石牌的地理奥妙。我们沿着他的视角望去，立即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即使是修建葛洲坝，长江水位抬高了十多米的江面峡谷，依然是峡高谷深，绝壁陡立，凛然对峙。从南津关进来的大小船只一目了然。与此同时，整个峡江壮景也尽收眼底。随行作家元辰感慨说：“在哪儿看峡江的风景最美，哪儿就是抗击日寇的最佳地点。”

    乐发祥接着元辰的话说：“战争中间，确实是这样，哪儿最美丽，哪儿就充满了杀机。你们看，我们这台主炮台，正处在长江在此130度的弯度角上，峡口上面的南津关隐约可见，这就这台炮，当时可以一炮直接打到南津关关口，真可谓‘一炮封喉’。”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主炮台以西也是绝壁丛生。江北有泰山压顶的稍公山，南岸有灯影山和三把刀。惟有小镇石牌面向宜昌，背靠大山，四周群峰巍峨，惊涛拍岸，地势险峻。看到石牌处在如此惊险的地理之中，说它为“上控巴蜀，下通九瞿的渝川鄂三地咽喉之地”真是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乐发祥的带领下，我们去看了那块巨大的石牌。它耸立在石牌小镇上侧一公里处，是一块天然巨石，因酷似令牌而得名。在当百姓口中，石牌小镇也叫做石令牌。

    石牌不仅有那块傲然独立的石牌，在石牌背后的山峰顶上，还有四块峥嵘嵯峨的大奇石，外形极似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站石牌镇上，一仰头就可以看到它们，那唐僧、猪八戒、沙和尚站在山顶张望，孙悟空正手持金箍棒，跨过一条溪沟，在前面开路。据说，每当夕阳西下或月光当空，这四块奇峰怪石倒映在蓝色的江面上，好似正在演出峡江民间灯影戏，船动景摇，别有风趣。因此，人们也叫这段峡谷为灯影峡。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四块奇石中，那块最大而且悬得最险的巨石，重达70多吨，仅让一个200平方厘米的石柱子撑着，这根石柱每平方厘米要承重0.35吨。面对如此能承重的石柱，我想，它是否正隐喻着它的所在地石牌，在一场关乎民族存亡之战中的宿命？

    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弄清石牌的地理玄机，晚上我们住在灯影峡宾馆，乐发祥先生又为我们弄来了一些地方志和文史资料。在这些当地的史料里，我们非常轻易就查到了一个结论：石牌所在的古夷陵本身就是古战场，石牌正处在长江古江关防线之上。

    据宜昌县志记载：从荆门山到西陵峡，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以铁链锁江、封锁水上交通要道的史实。所以，从古至今的夷陵人，有一种声音没曾变过调——“三峡门户，川鄂咽喉。”整个川东鄂西的通道，只有三条道路——江南一条百折千回的线路，江中一条水路，江北一条小峰大峡谷。江关的痕迹早已经模糊，但是大量的史迹证明了江关确切的位置。宜昌县志的前身东湖县志正文的第一面就清楚地记录了江关史实：战国时期的古江关，就设在西陵峡内南津关至石牌之间。南一直延伸到湖北省长阳县，北一直延伸到湖北郧阳县，构成了一条漫长的军事防御线。它从石牌接乐天溪、小峰，再接雾渡河、樟村坪，再接保康、郧阳，最后一直接到河南方城。它与石牌保卫战的阵线以及川汉铁路线不谋而合。

    从远古的部族战争，到近代的明清烽火，把洋洋洒洒可以著上上百万字的战争沧桑史，全部抛置在这里。而结论就是，谁得天险，谁就得天下。因此，沿着南津关口，以此南北延伸，江关并捍关将绵绵峡谷与江汉平原一分为二。它踏在三峡末端的西陵山水之上，以一种强烈的地理智慧，让许许多多军事家，甚至包括君主（刘备）都对它束手无策。在这儿，没有人的至高无上，有的只是自然的智慧及其至高无上。

    为了证明这一点，著名三峡文物考古专家高应勤先生对发生在石牌的重要战争和要塞特性进了行分析：公元前611年，巴国据此帮助楚国灭了庸国。自此之后，巴国凭借长江三峡天险，居高临下，屡屡与楚交战，始终将楚国挡在三峡之外，长时间盘踞长江三峡。即使公元前316年，秦灭巴，也是先灭蜀而后灭巴，取的是从北方入侵巴国腹地，并以此据险对抗楚国。直到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毁夷陵（今宜昌）拔郢城，才将楚王驱至安徽亳州。

    三国时，这里更显重要。公元208年，刘备置宜都郡，公元219年，孙权改夷陵为西陵，置西陵督，并视夷陵为国之西门，认为夷陵若失，则荆州不保、社稷有危。故吴国当时的用兵原则是：“宁舍江陵，必争夷陵”“夷陵有虑，当倾国争之”且派大将陆逊长期镇守建平。公元222年，刘备为报关羽之仇，率七十万大军攻吴，脱离天险蔽护，陆逊据此天险，火烧刘备四十连营，大败蜀军。两晋南北朝，这里的江关与两岸的“捍关”构成了长江天堑。唐代到明清，这一带虽然没有大的战争，但是，商业、航运业争端时有发生，明清时曾惊动过至高无上皇帝。晚清川汉铁路的破产，也因这儿艰险万分，国人力弱，租给美国人建设而触怒民众，引起保路运动而流产。总之，这里天生就是一条军事关隘，一个自然的军事智慧之地。高应勤先生说：“这场恶战的胜利，与其说是中国军队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是石牌地理军事智慧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长篇历史小说石牌保卫战将三国“夷陵之战”与抗日“石牌保卫战”进行比较，发现两场战争的军事部署惊人雷同。古夷陵之战与石牌保卫战，所设防的每条战线，每个战斗点，甚至部队前进后退的路线都惊人地相似。

    石牌山水凝结着强烈的地理军事智慧。原国民党内94军121师老兵、亲身经历了石牌保卫战、88岁的冉宏图先生说：“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飞机，但是我们的足够多的山，那时，最先进的府冲式战斗机，根本无法向布阵在石牌峡谷里的中国军队开火。更不用说，日军的军舰，只要从峡口开进来，就只有被击沉的命运。”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石牌，成了重庆与江汉平原联接的必经之路。三、四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所积淀下来的地理军事智慧，比任何武器更让日军胆寒。

    长时间的军事准备：铜墙铁壁的三峡

    在石牌，我们除了看到了三个大小炮台遗址，乐先生还带我们参观了浴血池、抗日将士纪念碑和当时的炮台指挥部石牌小学所在地。看完这些，我们也看到了当时中国抗日军是在战略上军事上是如此重视石牌大战。可以说，石牌的胜利，除了石牌本身这个战争天堑之外，长时间的军事准备、打造铜墙铁壁的三峡，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据宜昌县政协简兴安编印的宜昌县文史资料介绍：中国抗日军历时三年的修建了石牌海军防御工事。一批曾经留学英国的海军将领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共筑炮台，他们着土布，养猪羊，种副食。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志，他们在石牌大崖壁上摩刻了“铁血要塞”和“石牌天险敌胆寒”的大幅石刻。1939年1月，海军第一舰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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