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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工人上下班，以为这时候车子少了，就偷懒不绕道走天桥，直接穿越两条快车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半夜车辆确实是少，可正因为车子少，所以才开得特别快，况且，凡是半夜开车的人，不是疲劳就是醉酒，疲劳的人眼睛不好使，睁一会儿就想休息一下，闭一会儿，而醉酒的人大脑兴奋，胆子大，开起车来像玩赛车，飞快，两种情况表现形式不同，结果却一样，就是经常轧死人。这种情况发生多了，村里就传出来怪话，说是村口这个牌坊建得不好，对着大道，像一个巨大的老虎口，一天到晚想着要吃人，白天不敢吃，就专门等到晚上吃，说得神乎其神，居然还有人在牌坊上找到了老虎的眼睛。这种传说当然是迷信，但是由于它不断得到灵验，迷信也就接近真理了，仿佛谁要是反对拆除，就有意想谋财害命一样，所以，当时虽然贺曙光不相信这套鬼话，但是又不能不相信群众，差点就同意把牌坊拆了。幸好在他们正式动手之前，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在隔离墩子上面加了钢网，让图省事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翻过去，必须绕道走天桥，这一招居然比拆牌坊有效，立刻就杜绝了交通事故的继续发生，像老虎口的牌坊也幸免被拆。
事过境迁，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拆除牌坊，这次的提议人是贺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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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强是贺曙光同母异父的弟弟，小时候贺子强不好好学习，贺曙光还管教过他，不知道是不是贺曙光管教的作用，贺子强后来果然上大学了，而且上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还考上了研究生，现在在深圳市建设局规划处工作。
贺曙光高兴，为贺子强考上同济大学而高兴，也为他大学毕业之后考上研究生而高兴，因为贺子强同时创造了罗沙村的两项第一。
到贺子强他们这一代，罗沙村经济条件好了，彻底好了，但真正通过高考上同济这样全国重点大学的并不多。在罗沙村，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求上劲，绝大多数家长对孩子也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即便有，他们也找不出要求孩子上劲的充分理由。如果大人劝孩子好好学习，将来争取上大学，那么，孩子反问，为什么要上大学？大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在大多数村民看来，上大学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将来好找个工作，解决自己未来的生活来源问题，二是实现农转非，改变自己的身份，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对罗沙村的原著村民来说，这两项都不必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生活来源问题，而且他们已经是城市户口了，并且生活得比一般城市居民还好，命够好的了，好上天了，还怎么改变？干吗要改变？改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村里绝大多数子弟根本就不想上大学。当然，也不绝对，事实上，除了贺子强外，村里也有人上大学的，特别是到后来，村里了大学的比例还呈明显上升趋势。不过，他们没有像贺子强一样上同济这样的大学，而是上另外两种大学。其中之一是出国留学，上中学的年龄就出去，先进语言学校学语言，然后进大学预科班，等预科班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既免除了国内高考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艰辛，又能获得洋文凭，说起来还是留洋的，好听，所以，村里上大学的孩子当中大部分选择了这条道路。第二种情况是上职业大学，深圳有一所专门为具有本市户籍的高考落榜生开办的特殊大学，叫深圳市职业技术学院，门槛自然比同济这样的大学低，不是低一点，而是低很多，低到凡是具有深圳本地户口并且正规参加高考的学生基本上都能上，所以，这也成了一部分罗沙村原著居民子弟另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总之，贺子强是整个罗沙村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的第一人，也是大学毕业之后考上硕士学位研究生的第一人，所以，贺曙光高兴。
贺子强研究生毕业回到深圳的时候，贺曙光原打算送给他一辆轿车作为礼物，但子强不要，说他刚刚参加工作，一上班就开私家车，搞得很特殊，不好。贺曙光则说：你不是从小就想开汽车吗？贺子强笑，说他是想开车，但想开自己买的车，说等他工作几年积攒到钱了，自己买车。
贺子强当时这样说的时候，贺三也在。贺三这些年明显地老了，但是脑子并没有老，仿佛比以前而更清楚了，当时他听贺子强这样说，还骂贺子强，说：什么你自己的，自家哥哥是外人吗？但贺曙光听了贺子强的话却没有生气，还蛮高兴，当场就夸奖贺子强好，有志气。夸奖着，还习惯性地伸手摸了贺子强的头，完全还是把他当小弟弟甚至小孩子看。他没有想到，这才几天，这个小弟弟甚至小孩子却要向他叫板了。
贺子强正儿八经地向贺曙光提议拆除牌坊。理由之一说这个牌坊是假的，是近几年才造的，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和意义；理由之二说牌坊并不能代表罗沙村的地界，因为真正的罗沙村远不止牌坊后面那一片亲嘴楼，而是包括周围一大片地域，甚至新建成的市政府都包括在里面了，搞了这么个牌坊，反而把罗沙村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不符合历史；理由之三说这个牌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们的封闭和愚昧，主动地把自己和深圳主流社会隔离开来，说明虽然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户籍已经完全城市化了，但是思想还没有城市化。
贺子强是在一个单独的场合对哥哥贺曙光说这番话的，如果不是单独说，而是当着父亲贺三的面说，肯定又要挨贺三的骂。
贺曙光当了多年的领导，已经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能听得进任何话，并且在听到任何话的时候，都不动声色，让说话的人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贺子强说了这番话之后，就不知道贺曙光听了之后的真实想法，因为贺曙光始终如一地保持着那种亲切的微笑，即像是兄长对弟弟，也像是单位领导对有背景的部下。
贺子强见贺曙光没有反驳，而是继续保持亲切的微笑，并没有高兴，相反，他认为这是贺曙光对他的话没有在意的表现，于是，停顿了一下，或者说是思考了一下，决定加重说话的分量，一定要让哥哥听进去，即使听了之后跳起来，也比这样没有反应好。
贺子强继续说。说这说明我们还保留着强烈的农民意识，因为农民意识的最典型表现是自我封闭，这种自我封闭的意识是封建社会长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了，就不应该固守着农民意识，现在保留这个牌坊，其实就是农民意识没有完全消除的直接表现。
贺曙光脸上的表情僵持了一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他是农民，他觉得现在在很多场合“农民”已经变成了贬义词。
贺曙光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尽量往好的方面想。想着贺子强是自己的弟弟，同一个母亲生的，又是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应该不存相互歧视问题，他说“农民”是就事论事，并无恶意，更不包含人生攻击的意思。再说，贺曙光想，贺子强的话虽然刺耳，但基本意思还算正确，说实话，这个牌坊贺曙光也不喜欢，不伦不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确实是代表了落后和保守，与整个深圳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格格不入。贺曙光还想，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说话和我们这代人一样好听。
“你是不是谈女朋友了？”贺曙光问。
贺子强一愣。他没想到贺曙光这时候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难道是想打岔？贺子强想。
“是不是你女朋友对你说了什么了？”贺曙光又问。
贺子强听了更是一惊，眼睛开始躲闪，心里暗佩服哥哥。
贺曙光猜的不错，贺子强最近确实是交了个女朋友，师飞雪，西安人。师飞雪不但人漂亮，而且普通话说的特别好，标准且亲切，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半夜对台湾同胞的广播，不像贺子强自己，无论怎么练习，说起普通话来还是像嘴巴里含了块萝卜。另外就是师飞雪白，像新款白色宝马车那样的白，贵族白，白的结实且有分寸，从骨子里透出洋气和大气。不用说，贺子强很喜欢师飞雪，但是师飞雪对贺子强似乎不完全满意，常常笑话他，笑话他讲的普通话，笑话他家住亲嘴楼，尤其笑话他家门口那个不伦不类的牌坊。贺子强刚才对牌坊的这番抨击就来自于师飞雪。不过，当时师飞雪在他面前这样说时候，贺子强并没不同意，甚至还反驳，说牌坊既然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代表历史了，说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判断一个事物是不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惟一标准，特别是相对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深圳来说，十几年的历史就可以算历史了，他还拿上海宾馆做例子，说上海宾馆也是深圳特区成立之后的建筑，现在不也是被很多人当作历史文物了吗？他没有想到，虽然当时反驳了，但师飞雪的话他却听到心里了，并且显然已经在心里生根开花，现在竟然却不知不觉地把自己曾经反驳的观点添油加醋地翻版到哥哥面前了。
“这与她没有关系，”贺子强说“是我自己的看法。你不觉得有道理吗？”
“啊，有。有道理。当然有道理。”贺曙光说。
贺子强不说话，拿眼睛盯着贺曙光，意思是：那你同意拆？
“不过，”贺曙光说“这事不急。”
“怎么不急？”贺子强问。
贺曙光眼光游离了一下，仿佛是做一个思考，然后说：“顾不过来。这件事情看起来小，但真要做起来，做成功，肯定要消耗我大量的精力，不合算，我眼下有比这更迫切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工业区要征用的事情？”贺子强问。
贺曙光一惊，问：你知道？！
贺子强没有回答他知道还是不知道的问题，而是笑，得意地笑。
贺曙光突然省悟到，贺子强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而是深圳市建设局规划处的干部，这样的事情他当然知道，甚至可能比他知道得更多。
在后面的交谈中，贺曙光显得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时不时定格在一个地方不动，等贺子强加重语气声音大一些，他又猛然“啊，是，对，好”地应付一下。贺子强猜想，哥哥是不是有心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