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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府失盗之后
贾母死了，贾府上下都去了铁槛寺，只留惜春、贾芸并几个家人守园子。凤姐正害着病。结果，奴才周瑞的干儿子何三纠集盗贼进园行窃。贾政接报，头一句便问：“失单怎么开的？”知道家里还没有向官府开失单，贾政方才放了心：“还好。咱们动过家的，若开出好的来，反耽罪名。”
读着红楼梦里这节故事，最耐人寻味的是贾府上下都知道如何报失单是件大事。贾府才被抄过家，再有好东西被偷了，麻烦就大了。因而，不管文武衙门的人如何催促，贾府的家人都推说被偷的是老太太的东西，掌管这些东西的鸳鸯又随老太太去了，只有等回了老爷们才好报去。原来像贾府这等府第，连奴才们都知道要恪守主子的财产机密。
贾府有贪墨之罪，似乎是肯定的，不然何以招抄家之祸？但贪墨并不妨碍贾府门庭之荣耀，道德之优越。贾府乃功勋之后，世袭爵禄，往来于王侯，酬对于官宦，言必家国大事，抑或浩荡皇恩。俨然清白世家，仁德诗书相传。那贾政更是庄敬方正，同僚膺服，士子仰慕。贾政作为朝廷高级干部，课子极是严厉，宝玉只需听得老爷叫他，两腿就会打颤。这等尊贵门第的男女，正眼不看人的。他们比别人高贵。遇着下人偶有小错，便打他一顿，撵出园子了事。
拿迂阔的眼光看，贾府既是贪墨之家，便不是什么好人，有何面目人模人样呢？古有株连之法，自是过于苛严了些。但如要向贪墨之家开罪，株连还真有些道理。家中有人做官，贪污钱财，自是全家老小都知道的。却不见谁检举自家老子或丈夫、妻子、儿女私吞公帑，索人贿赂，反而是全家窝在一起，心安理得花着肮脏钱，其乐陶陶。我不明白，贪墨之家，老少都是坏人，居然可以相敬相爱，活得那么自在。相比之下，贾府里那些下人，无非只是上夜时吃个酒，或背后说过主子几句话，屁股便要挨板子，真是冤枉。他们其实比老爷太太们干净得多了。
坏人们可以好好的做一家人，这笔账只怕要算在孔子头上。论语有载：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个人很正直，他父亲偷人家的羊，这个人向官府证明他父亲的确偷了。孔子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们那地方所谓正直同你说的标准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这样做才是正直。也许孔圣人的哲学太深奥了？枉直可以颠倒？世人自然听孔子的，而不会听叶公的。中国人未必人人都读过论语，却都自觉遵循着孔子圣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我真佩服曹雪芹的功夫，他写贾政这位朝廷高级干部，并无半字贬损，甚至还让人觉得溢美。但只一句话：“失单怎么开的？”“假正”的嘴脸便出来了。
想起了令人敬重的克拉克夫人。上个世纪初，德国化学家哈伯因为研究出合成氨和硝酸技术而享誉世界。德国因为拥有这两项技术，一方面粮食大量增产，一方面可以制造出更多的炸药。恰恰因了这两项技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穷凶极恶，为欧洲人民增添了苦难。哈伯得到德皇的赞赏，便又研究出了毒气弹氯气罐，直接替战争效力。哈伯的妻子克拉克夫人因为丈夫的罪过而深深地痛苦，极力劝阻他放弃不人道的研究。哈伯不听，又去研究新的毒气芥子气。克拉克夫人终于在1915年自杀了，想用自己的死来唤起哈伯的良知。哈伯依然我行我素，还是研究出了芥子气。克拉克夫人的那高贵的灵魂永远不会原谅哈伯的，尽管他后来在1918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如果贾政是哈伯，王夫人是克拉克夫人，王夫人不会自杀的。她会一边吃斋念佛，一边替丈夫骄傲：毕竟获过诺贝尔化学奖啊！
2、你还会哭泣吗
关于哭泣，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有段千古奇论：“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
有位西方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现代人正逐渐丧失三大本能：出汗、打喷嚏和放屁。说法似乎有些不雅。看了这个研究结果，有人也许会发笑，可这绝非儿戏。人类若不警醒，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我最近忽发杞人之忧，担心哭泣也许会是人类正在失去的第四大本能。
有年家乡暴发大洪水，良田万顷顿成泽国，无数百姓家园被毁。目睹灾民惨状，县长禁不住泪水长流。一位本地作家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写到了这位县长的哭泣，读之叫人无不唏嘘。可是，居然有人嘲笑道：他哭什么？哭有什么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性的真诚和善良被人漠视和责难。我的家乡是屈原曾经长歌当哭的流放地，那里文气很重，浪漫的文化人都愿意相信这是因承了屈子遗风。但屈子之风却绝不是轻飘飘的浪漫二字，我意象中的屈原总是双眼饱含泪水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学习班。一位教授在讲台上痛陈官场*种种，竟不能自已，失声痛哭。全场惊愕，面面相觑，似乎这位教授的哭泣好没来由。这个学习班是培养后备干部的，这些人只要学会点着头微笑，过不了几年就会飞黄腾达。我最终躲进书房成一统，多半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笑不起来。我怀疑自己的泪腺太发达了，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总是想哭。可我不敢让眼泪流出来，往往仰天摇头，听凭一种酸楚的感觉顺着鼻腔和喉咙落到肚子里去。现实的生存空间其实是容不得你想哭就哭的，别人会说你懦弱、幼稚，或干脆说你有毛病。
我曾经同几位作家朋友去湘西凤凰看望了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永远活着的。我们先看了沈先生故居，然后去了他的墓地。在故居，凝视着那些我早就熟识了的沈先生照片，真的宛如天人。墓志铭是黄永玉先生书写的，选的是沈先生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人都只可能有一种命运，昨日是因，今日是果。因因果果，有果有因。正如沈先生所言“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沈先生无意间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道尽了人生的大悲凉。最后让我想哭泣的是张兆和女士的后记碑刻。作为夫人，她懂得沈从文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却并不完全了解他。她说直到斯人已逝，总算了解他了，却一切都晚了。其实，岂止夫人不完全了解沈先生？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曾漠视了他！夫人说沈先生“斯人可贵”平平实实四个字，叫我感悟良久。作家们凑到一起本是很热闹的，可到了沈先生墓前，大家都沉默了。读着张兆和那些文字，我心头酸楚难禁，可我只得强忍着，直到眼睛发痛。离开墓地，上了车，我才猛然意识到，朋友们都没有说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为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感到羞愧？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掩饰自己纯真的灵性？是否终究有一天，人类不再会哭泣了呢？
3、伏尔泰和年羹尧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风雅，懂音乐，通法语，喜欢写诗，甚至用法语写诗。他是个君主，看上去却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议地允许言论自由。他曾经说过：“老子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百姓爱说什么由他们说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墙上看到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不以为然，只淡然说道：“嗬！再挂低些，让人瞧个仔细嘛！”既然有人敢画讽刺国王的漫画，说不定也会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测，无从考证。我想纵然民间有很多段子流传，腓特烈二世也不会生气的。老百姓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谁又动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准百姓编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儿。
这位感情丰富的国王做过的最冲动的事，只怕是邀请伏尔泰做客了。当时伏尔泰文名响彻欧洲，而腓特烈二世自命艺术家和诗人，又会讲一口很时髦的法语，自然要同最杰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于是，他向伏尔泰郑重发出邀请。伏尔泰兴高采烈地来了，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王”腓特烈二世却很谦虚，说自己最喜欢的称号是“伏尔泰的东道主”这位好客的东道主封伏尔泰为法官，让他住进豪华的王公宅邸，领取丰厚的薪金。
伏尔泰的访问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请他，席间的谈论是高雅的，哲学、音乐、法语诗，甚至还有烹饪术。国王还常常请伏尔泰修改他的诗作。麻烦就来了。文化人天真起来就容易忘乎所以。伏尔泰见国王请他修改诗作，就真以老师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写诗到底只是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国王。这位国王的诗自然不敢恭维，尽管他的国王当得也许很出色。伏尔泰竟然笑话国王的诗，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引用国王的诗。国王认为伏尔泰这么做别有用心。腓特烈二世毕竟还算有自知之明的，他清楚自己的诗作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阅，公开发表怕招人笑话。可伏尔泰的恶作剧等于将国王的诗作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了，而这个版面通常是发表国内外要闻的。腓特烈不高兴了，伏尔泰也不愉快了。伏尔泰只好离去，回到他忍受了几十年的法国。
伏尔泰如果生在中国，几乎正赶上康熙晚年到乾隆早期。伏氏寿命长，活了八十四岁，整整跨越康雍乾三朝。雍正的宠臣年羹尧文韬武略，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对年羹尧说：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俩交情如此长久，从未有过啊！我俩要做君臣的榜样，让千秋万代之后人称赞，让他们羡慕得流口水！听了这席话，年羹尧真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雍正对年羹尧自然是累降恩泽。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一年，天显瑞象，五珠连贯，日月同辉。于是举国沸腾，以为吉兆。文武百官竞相进表，颂扬雍正英明盖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国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尧当然不敢免俗，也进表皇上，自然是好话连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称颂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为国事勤勉操劳。此语出自易经乾卦第一，原话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化作成语，或说“夕惕朝乾”或说“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们习惯中多说“朝乾夕惕”年羹尧的灾祸就出在这地方。他只是把人们说惯了的“朝乾夕惕”说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龙颜大怒。这位当年发誓要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榜样的圣明之君脾气发得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年羹尧舍不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给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劳我也可给可不给！
年羹尧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给得罪了。这位中国的大臣远没有同时代西方的伏尔泰那么幸运。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监狱，因为他无意间带走了这位国王的法语诗集。这册诗集很可能让腓特烈二世在国际上丢脸。但伏尔泰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腓特烈二世还为自己做得过火而内疚。也许因为伏尔泰到底只是国王的客人，而年羹尧却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被认定九十二项罪状，其中三十二项都是问斩的罪。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狱中给雍正写了封信，言辞凄切，恳求皇上留他这犬马之身，慢慢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发慈悲，法外开恩，赐这位当年的功臣在狱中自尽。凡是皇上赐予的，不论祸福，都是恩典。年羹尧自尽之前，还得伏地长跪，谢主隆恩。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中国自古的天条是：朝廷永远不会错，皇上永远是对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姿势：叩首谢恩！
伏尔泰事后回顾自己的普鲁士之旅，万分感慨：谁若相信自由、多元价值、宽容和同情，谁就无法呼吸极权主义国家的空气！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腓特烈二世因为法语诗的事而生气，不过是借口罢了。年羹尧的冤狱呢？更是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历代皇帝，除去某些出身草莽的开国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谓饱读诗书，学养深厚。难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没有错误？他只是想找个岔儿发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总有龙威大作的理由。
4、仁者君子凡人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论语，只觉得古奥难懂。直到在人世间栖栖然走过了一程，再重新读这本书，方才略略参悟了孔门学问的些许玄机。
孔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众弟子多次问仁，但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定义，只是教弟子们怎么去做。勉强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教弟子们做到真善美。比方说“刚毅木讷，近仁也”一个人是怎样便是怎样，哪怕呆头呆脑都没关系，如果刻意地表现，就是“巧言令色，鲜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华服的贵人们站在一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只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东西来文饰。这看似平常，我们大多数人未必做得到。我们在西装革覆的阔人面前如果捉襟见肘，多半会露出窘态来。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他从未说过谁成了仁者。颜回“三月不违仁”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叹，遗憾无限；物欲之弊，于今为烈。人们难以达仁，不在仁的虚无缥渺，而是人们实在很难逾越声色犬马的欲壑。说到底，人总是俗物，很难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过真正的仁者，值得怀疑的。但人应常怀仁心，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实在很通达，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现实了。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对仁应念念不忘。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大概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说，君子“观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或许就是君子的外在气度：看上去庄敬，叫人不敢轻慢；接近他又很温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听他的言论，则严肃认真，使人折服。做到这一点，需要仁的深厚修养，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装腔作势。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学问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练达的。我们凡人学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处，孔子讲究平淡为宜。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里教人谨守臣道，不必过于拘礼。可我又常常拿不准这话是否说得有理。现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摆出股威风来，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感觉良好。你想让上司高兴，就不要怕人家背后说你是马屁精。孔子又告诫人们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也。”但很多耿直的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并没有进入上司身边的小圈子，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就直言不讳，结果成了故意同上司过不去的人。须知如今你想讨得上司的信任，并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诗外”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单靠读书往往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
5、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吧，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那一派人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他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的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旧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只不过他们也许暗地里做着这种令自己难堪的事。当时的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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