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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夏日早晨的记录，贯穿其中的最具特征的是什么呢？是原子弹爆炸后市民的沉默。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怪物霎时间就在市街上称王称霸，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过于弱小的负伤的人们，其基本的反应是茫然不知所措的沉默。这很不自然吧？
一个统制燃料分配的合作社工作人员，尽管在距离爆炸中心100米的地方也遭到爆炸了，但是他刚巧到地下室去了，所以在同事们当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受害者“都坐在石阶上，凝固成一团。一个女人说她的一只眼睛渐渐看不清东西了，一个男人说心情很坏，有的人说头痛，大家都分别负了外伤和内伤，但是却没有人因痛苦而出声，几乎全都沉默着。”
比任何沉默都更加严酷而彻底的沉默是人类发出来的“不成语言的呻吟声”吧。一位妇女是这样记录的：“我不管是树是石头都跳过去，像发疯似的奔鹤见桥跑去。我在那儿好像看见什么了。桥下的河流有无数的人在蠕动着，连是男是女都辨不清楚。脸皮都脱落了，变成一样的灰色，头发一根一根直立着，两只手在空中挥动，一边发出不成话的呻吟声，争先恐后地往河里跳。”
在另一个年轻姑娘的观察里，揭示出更为复杂的心态，更清楚地显示出深植在原子弹受害者内心深处的沉默的性格。“对面的钢骨水泥墙上，多处开着大口子，它的下边好像有些低矮的影子整齐地排成一排。我凑到跟前去，有男人、女人、孩子，年龄、身份和跟随照顾的人都分不清楚。几乎全都一丝不挂地光着身子挨排坐着，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面部和身体都变成褐色并且鼓胀起来，也有眼睛已被炸坏的。有一个人膝上的幼儿，后背受伤了，就好像从周围把发黑的枇杷的皮剥下来一样，皮肤像伸出舌头似的耷拉下来。我不由得把脸扭过去。大家都一动不动地令人可怕地沉默着。他们自然会那么想：好像今后是生是死，还能活多久，都是说不定的。我一想，跟这些人一同乘大卡车，我就有些毛骨悚然！”但是，她的羞羞答答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保持了极短的时间，不久，她便失去了知觉，经过整整一昼夜又恢复过来了。她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了，想把手举起来，可是右手沉重得很，不能自由活动了。右手指轻轻地摸了一下脸，前额、两颊和嘴，好像豆腐和鬼芋捣烂搅拌在一起似的，鼻子也好像没有了，噗噗冒泡似的鼓起来了。我猛然想起石墙下边那些像妖怪似人的样子而战栗起来了。”在这一瞬间，她自己也只能加入那个黑暗的沉默的行列。
这位姑娘内心里同样也产生了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相同的感情。虽然她已经毛骨悚然地退出来了，但是，她和原子弹受害者伙伴们处于同一个命运。“有一年，听说原子弹受害者诊疗团要来，我去了那所医院，而且，我进入了留有各种各样原子弹爆炸的伤痕的人群中去。有位叫作三次夫人的40岁左右的妇女，眼睛和嘴上都有伤痕，由于面部有瘢痕而变成了一副使人不敢正视的丑相。据说一个未婚的年轻姑娘，她的美丽的面部，以中央为界从脸颊到头部，半面脸都是黑红色的瘢痕，好像颈部也不能自由活动了。有一个人的手，三个手指都粘在一起，变得又小又僵直了。话题各种各样，但都离不开战争的残酷性，生活的不幸和懊悔，并为此而流泪。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所以，也没有安慰的话可说。但是，觉得他们十分悲惨而可怜，那般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大概没有什么办法，恐怕那些人在生命结束以前，一直要渡过黑暗的人生的。”
被动员到市郊工厂去劳动的一个17岁的学生，他返回被毁坏的广岛市寻找亲人。天下着黑色的雨，他在返回的途中“听到被活埋的孩子们的微弱的呻吟声，心颤抖了”便参加了救助的活动。为了救护学生和处理尸体而终日劳动的中学教员，在结束了一天沉重的劳动之后，这样写道：“在漏出的仅有的篝火的阴影里，只有排列整齐的尸体，膨胀着的脸，破烂不堪的衬衫，呻吟的声音和深长的睡眠。二、三个学生已经送往救护所，剩下的人用船送到似岛和宫岛线沿岸的医院，在那里予以看护。这些都搞清楚了。4点半，把一切都委托给救护班的人，我们奔往广濑桥旁去收容等待我们回去的学生，如果可能的话，想把他也托付给这个收容班。但是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只发现一个陌生的老年人的尸体，学生模样的尸体终于哪里也未找到。我们4个人默默地返回了学校。在黎明前闪烁的星光下，在没有烧尽的仅有的门柱后面，背靠背地睡着了。”这个精疲力尽的沉默寡言的教师们的苦痛的睡眠。
给原子弹爆炸体验记寄来手记的164位广岛市民，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啊？他们当中还有几成的人健在啊？手记写完后，已经过去了17个岁月，他们为了补偿他们悲惨的体验，记录下各自的价值，而且为了在他们被摧残的人生中寻找出积极的意义，而发出的极其恳切的呼声，只变成了已死的书籍，像废纸似的，直到今年春天还堆积在广岛市政府的仓库里。164位原子弹受害者不顾身体内外的痛苦，高声呐喊，可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手立即把他们的嘴给塞住了。无论怎样乐观的估计，相信为这本书提供手记的市民中，半数以上仍然健在，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当中在今年春天以前已死去的，是自己一度发出的呼声被强制打上沉默的封印，抱憾终身而死的人。他们的未竟之志，谁能给予完满的补偿呢？
我现在准备结束广岛札记这本书。1963年夏季访问广岛，第二年夏季再次访问广岛，我开始许愿想写这本札记。我在这本札记中，想冠上下边这些各种各样的标题，我想让它们自然而然地能表达出我在这本札记中想达到的目的。“广岛沉思”
“广岛：我们的家”
“延伸广岛生命”
我在去年出版的小说个人的体验的广告中曾这样写道：“对于已经住进我的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各样的主题，我准备重新用最基本的锉刀锉一下。而且，我也是基于同样的志趣围绕这个广岛连续写了一系列的随笔。恐怕广岛才是我最基本的、最坚硬的锉刀。把广岛看作是我这种基本思想的表现，我想用这件事情来确认我是一个日本的小说家。
我初次访问广岛是在1960年的夏天。那时，我对广岛还未开始有真正的理解，可是，我只有一种预感，是确实无疑的。我在中国新闻上写了包括下边这样一节的小文章。“我今天访问广岛，出席了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祭典，这对我来说，不啻为一种宝贵的体验。现在我已经感觉到，这个体验的分量逐渐加大，将会深深地统治我的思想。我在这15年中间迎来并度过了青春，但我想我应该更早些访问广岛，越早越好。然而，即使到了今年才去，也决不能说是去的太晚了。”
这个预感应验了。在5年后的今天，广岛成了对我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我常常做非常苦闷的、难受的梦。在烈日炎炎的盛夏的广场上，一个脑袋像个阿波木偶似的用力抬起头，神色紧张的小个子的中年男子穿着睡衣，在那里站立着，用蚊子一般的微弱声音在那儿演讲。在梦境中的我，虽然听到他的声音，却知道再过几个月之后，他会因患原子病突然身体衰弱而死去。
但是，把我在广岛所看见的（终究不过是以旅行者的眼光瞥见的）人类悲惨的一幕，作一个绝望的估计吧，虽然我没有勇气使这些悲惨的现象反转过来产生正面的效应，但是，至少它能常常向我清楚地显示日本人的做人的威严。
最坏的绝望，继续在难以医治的疯狂的种子萌发的地方滋长着。我遇见了决不屈服的人们，我和那些青年同命运，他们在决然得不到救济的苛刻而冷酷的命运轨道上奔跑，我听到了这样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温柔的姑娘们的传闻。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没有确实的希望的地方，常常会接触到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的人们的声音。我认为我在广岛具体地思考所谓人类的正统性这种东西，我得到了线索。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亲眼看到了人类最难以宽容的叫作“欺骗”的这种东西，也是在广岛。但是，同我仅仅能看清楚的事物的全部比较起来，那个隐藏在暗处的无比巨大的最可怕的东西，不过是刚刚露头而已。
在广岛之河第十一号上，奥田君子这样写道：
“烧着烧着，有几百人穿着被烧得破烂不堪的衣服，拖着双腿，挣扎着走到诊疗所。想跟大家打听一下当时的情形，当时究竟怎么啦？大伙说：‘噼咔一声一道闪光，又轰的一声，房屋都倒塌了，人变得浑身是火，面目全非了。’我们出神地听着，可是怎样比喻才好呢？在半路上，那些人吧嗒吧嗒倒在地上死了，除了用往生要集来比喻以外，简直无法形容。”
往生要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各种各样的有关世界末日的恶梦，常常存在于民众的心中。曾经隐藏在宗教的神话当中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现在，在科学幻想小说里被继承下来。而且在sf提出的末日观里，最可怕的是如下一种样子：人类的血和细胞首先荒废了，然后所有的人都变成丑陋的妖怪的形象，终归不是人了，变成了不知是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简直无异于让民众看一看中世纪时，由于瘟疫和战乱而造成的世界末日的真实情景。但是，这些民众可能假想在他们的不幸的后面，会有神在支配着他们灭绝以后，别的群众会不会去种田，去海里捕鱼，在他们内心的一隅想起这些事情的时间的余裕恐怕不会失掉吧。在19世纪以前的世界末日观里，总觉得好像具有一种延期的感觉。他们作为人类，至少也应该以人的形状和人的名义去迎接世界末日的到来。
但是，由于放射线损害了细胞，它影响了遗传因子时，明天的人类已经不是人了，该变成什么怪物了。难道那不是最黑暗的、最可怕的世界末日的情景吗？而且，20年前在广岛所进行的是一场充满极端恐怖的大屠杀，在现实中，我们的文明只有那种不能称作人类的，血和细胞都被荒废的种族才能继承，这场大屠杀也许是真正的世界末日的最初征兆。在广岛的阴暗角落里隐藏着最可怕的巨大的东西。恐怕不外乎就是那种可能性。我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看着大狗睾丸（植物名）和繁缕（植物名）的叶，内心深处被威吓的情景，已经写入5年前初次访问广岛时撰写的文章里。原子弹爆炸后，在广岛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的那可爱的两种越年生的草木，给这两种草木带来的实属本质上的破坏，这种破坏的印象至今仍压抑着我。把荒废到那种程度的东西，让它再充分地恢复过来，那已是绝对办不到的。如果是人的血和细胞荒废到那种地步，那大概就是世界的末日吧。当我们对世界末日的情景还具有正当的想象力的时候，金井评论委员所说的“受害者同志”已经不是任意的选择了。对我们来说，除了作为“受害者同志”以外，若想作一个具有正气的人，就没有别的做人的办法。
我参加了起草原子弹爆炸受害白皮书的运动，而且，我想同以重藤原子病医院院长为首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人想真正表达广岛的思想，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把这些人看作是原子弹爆炸后最正统的日本人。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1965年1月～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