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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界就不会对他们的这种道德堕落进行攻击。然而，说出这种话的政治家们正是最卑鄙的。
在原子病医院资料陈列室旁边的一个房间里，我邀请重藤博士、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先生、杂志广岛之河的编者小西信子，还有在市内私人医院做事务员的年轻的原子弹受害者村户由子等四人，举行一次电视讨论会。这四位可以说是真正的广岛人，也就是能从本质上代表围绕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而存在的诸多问题的人。我来广岛主持这次讨论会。
除村户之外，其他人我们都曾多次见面。我撰写这本札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介绍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事物的看法。电视短片可以反映这些人们在工作中的最新成就。我为能够参加这次讨论会而感到欣喜。同时，我还感到幸运，我能够第一次听到村户这位毫不屈服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典型发言，并将它记录下来。
原子弹爆炸时，村户只不过是个小孩。疤痕改变了村户的面容，当她长大之后，每一天的希望就是想看看自己往日那未曾受伤时的面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找回“失去的美”不是为了健康，只是为了找回“失去的美”她曾接受过多次手术。手术的结果使她认识到“失去的美”将永远失去，再也寻找不回来了。于是她便作为将自己关在广岛家默默生活，面带疤痕的无数女孩中的一员，开始思考今后的生活前途。
这种对失去的往日的向往和随之而来的绝望，会使人一步步走近精神崩溃的边缘。而且处于这种危机状态下的人，在广岛无疑是为数众多的。我们并不拥有任何积极的手段，足以将他们从疯狂和自杀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我们只能是衷心地希望他们摆脱疯狂，不去自杀而坚强地继续活下去。
村户是怎样将她自己从由于过度的疯狂和绝望而企图自杀，以及近似神经症状的隐居状态中解救出来的呢？使她回心转意的是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第一次集会。在那里，她有了一个最基本最本质的发现，那就是“正在受苦的不止我自己”我曾多次听人们说，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它使在原子弹爆炸后，度过了黑暗、漫长而沉默的日日夜夜的广岛人第一次获得了发言的机会，这对于原子弹受害者们来说具有何等划时代的意义！它给予原子弹受害者以人类自我恢复的契机，同时，也为日本和世界从事和平运动的人们指明了奋斗方向。我作为一个局外的旁观者，很难对和平运动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事实只是在于，如同第一届大会这样，使原子弹受害者体验到人类的变革，这种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其性质正在逐步发生变化。有人认为从中发现了某种颓废，这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当然，颓废并非来自原子弹受害者一方。
借此机会，村户从沉溺于过去拒绝同现实社会沟通而隐居起来的近似神经症状的状态下醒悟过来，能够面对现实与未来。她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和平运动中参加部分工作，并曾去国外旅行。在法国，她会见了临终前的居里夫人。不久将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居里夫人，当时曾对村户等所谓的原子弹受害少女们说，你们即便保持沉默，我也理解你们的所有痛苦。这些被称为原子弹受害少女的人们，她们都同村户一样重振精神，战胜了对“失去的美”的怀念和对毁了自己面容的疤痕的厌恶和羞辱。我们必须认识到，敢于登上讲坛沐浴光环的她们，就是有过重振精神体验的人们，而且，她们也是坚持这种精神，敢于接受原子弹受害少女称呼的人们。包括村户在内遭受原子弹灾害的和平运动参加者们的意志就是“决不能再让别人尝受自己曾尝受的痛苦”这是重藤院长和村户的共同语言。原子弹受害少女和居里夫人的心无疑是完全相通的。
关于这一天要在电视中发表谈话的事，村户直到最后还在犹豫。这说明，她的回心转意并非是教条的、一成不变的，她的每一天总是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度过。当电视观众们看到那副洋溢着美好憧憬的严肃面容时，一定会为之感动。村户所说的“失去的美”道出了广岛所有受到疤痕伤害的女孩们的心声。如上所述，无比威严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在同原子弹所带来的灾难进行着如此正统的斗争。而广岛的原子弹医疗工作，只有成为这场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有可能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个短短的电视片并不足以为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提供足够的时间，对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做出说明。这份计划涉及到金井委员个人的人类观和文明观，而且这些观点是在金井先生20年的广岛新闻工作者的生活中形成和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抛开这些观点去说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对于金井先生来说是无法做到的。根据金井先生的想法，我也在制作这一电视片的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以下两个问题。纳粹德国在奥茨维辛屠杀犹太人的真相，已广为世人所知。然而，尽管在广岛已经发生了较之奥茨维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类悲剧，而且目前仍然存在这种悲剧重演的危险（或许玩世不恭的人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1正是他们所希望的），却决未为世人所周知。至少应该像奥茨维辛那样，让更多的人正确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那场人类悲剧的真相。
1马基雅维里，意大利人，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
另一个焦点是一个涉及到金井先生文明观的问题。战后，如果立即将战争的惨状作为中心，则日本人将从这里逃往四面八方。我们的生活形态便会成为一个从远处围着战争惨状的面包圈型。而当消费文明日趋繁荣的今天，人们却把战争的惨状抛在脚下，一直向上逃去，形成一个以奥林匹克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但是，这座金字塔内漆黑的空洞尚未被完全填补，广岛的人类悲剧还在那里继续存在着。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运动，就世界而言，要像奥茨维辛那样，让全世界的人都切实而彻底地了解曾经发生在广岛的人类悲剧。而就日本人内部的国民反思而言，则是必须消灭存在于我们消费生活繁荣的金字塔内部的空洞。否则，我们就无法阻止像读卖新闻专栏报道的19岁女孩遗书中所写的那种“按照上天安排”的自杀。因为他们确信既得不到任何救助，命运也不会出现逆转，从而坠入了绝望的深渊。
自从去年夏天我在广岛听到金井社论委员关于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提案以来，我始终在关注着这项运动。到目前为止，至少在金井等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动正在稳步发展。去年初秋，当我开始为本书撰写介绍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计划的文章时，立即收到了金井先生的来信。他在信中首先坦率地谈到了他是以怎样的心情参加了那年夏天三县联席会议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
“在三县联席大会和八六和平大会上，最拥有大胆发言和揭露真相权利的就是原子弹受害者，尤其是已经死去的受害者。为纪念这些无法出席会议的人，曾举行仪式，默哀一分钟。”
金井先生是一位希望通过原子弹受害者的呻吟一文，传达原子弹受害致死者声音的新闻工作者。他曾在该文中指出：“作为实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具体对策，最大的难题莫过于针对保守政权所采取的政策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设法使他们从被玷污的太阳旗中拿出纯洁的勇气来。广岛大学的教授们在广岛成立了一个叫做谈话会的组织。这是一个日本原子弹氢弹协会、三县联席会议和禁止核武器会议等三个系统能够友好相聚为数不多的集会。根据该会日前的议程，我曾在会上再一次汇报了关于向联合国提交白皮书的提案。会议最后成立了一个小委员会，由它拟定具体程序。
“以同原子弹受害者沟通思想为根本，从以保守政权和新闻媒介为对象所采取的对策入手，使白皮书运动作为一种国民运动得以普及；推动日本学术会议、厚生省、文部省、处务省和总理府等有关当局，将这一运动作为附带调查纳入国势调查之中，争取国会讨论通过；还有调查方法，以及提高社会调查员才智能力等，诸如此类，问题相当繁杂。至于我个人只能从侧面给予配合，以日本最高的智力活动的组织化和来自基层具有国民运动性质的推动力这一双重结构，注视着白皮书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我自知力量微薄，只是想在不至讨厌的情况下，有义务尽自己之所能为计划的前景做出预测。”
谈话会接受了金井社论委员的提案，去年10月发表了对日本国政府的请求和告日本国民等两篇文章。时值开展国势调查的1965年，文章明确指出，国势调查必须包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这一重点，同时还涉及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以及向着以琉球民政府为首的国际化方向扩展等问题，借以推动金井提案的发展。目前，我们这些身居广岛之外而又关注着广岛的人们，需要的是应将自己投入到原子弹氢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中去。用金井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站在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类呻吟一方，成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同志”
小西信子等人创办的广岛之河，于今年初已出版了第十一期，仍在努力坚持着。它的刊头语中指出：“在当今的日本，又出现新的威胁和平的征兆，令我等原子弹受害者深感忧虑。掌权者汲汲于炫耀威容，而我等庶民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有的只是申述事实的语言而已。”
如今因身患原子病而躺在病床上的正田篠枝，在美军占领下的1947年，从被强制保持沉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人群中挺身而出，非法出版了和歌集忏悔。在画有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1的扉页上，附有一首和歌：
悲叹的日记，
献给同胞的亡灵。
他们曾被迫，
被迫接受死亡的来临。
1位于广岛市中部，原广岛县产业奖励馆遭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是唯一永久保存的原子弹受害纪念物。——译者
这本和歌集是关于原子弹所带来的人类悲剧最早的一幅素描。这位坚强不屈的和歌诗人的诗与和歌，都收在这部和歌集里。她的诗猛烈地抨击了对卢默将军的授勋。而两首悲痛的问答体和歌，将富有哲理性的对话，最大限度地凝缩成短歌形式，堪称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洋溢在和歌中的残酷而苦涩的幽默沁人心脾。
20岁的姑娘，
被原子弹夺去光明。
当我死后，
愿将我的眼球献上。
虽然你说，
死后当将眼球献出。
但却无法说，
那受伤的眼睛已毫无用处。
在这部和歌集的后记里还就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问题进行了评伦。其观点同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主张有直接关联，它是说明白皮书在广岛正以迅猛之势不断扩展的一个例证。后记指出：“拆除原子弹轰炸遗迹，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最近，清理了和平公园一带的土地，它开始作为一个具体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有人认为轰炸遗迹附近的33平方米土地价值20万日元，如果在这里盖起大厦，将成为本市的财源；也有人认为原子弹已广为世人所知，轰炸遗迹应该拆除；还有人竟说它会使人们想起死去的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真想向着这些主张“拆掉它”的人们大喝一声：“混蛋！”我们这些原子弹的受害者们，发誓不能再让人类重遭那一天的惨祸。为了书写人类和平的历史，这一珍贵的历史遗迹必须永远保留。原子弹固然已为全世界所知晓，但是所了解的只不过是它的威力而已，至于广岛人曾经展开一幅何等残酷的地狱画卷；时隔19年后的今天，仍然怎样受着放射能障碍的折磨和困扰，所有这一切还远未被人所知。关于原子弹轰炸遗迹的存在，是一个应该以世界的眼光加以思考的问题。”
一向深沉持重的重藤博士，在电视片中也没有谈得很多。但他却满怀日渐坚定的决心，谈到希望弄清原子弹受害者生出的下一代是否健康的问题（他的谈话同此类调查可能引起的不安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而且同谈话会声明中指出的原子弹受害者的隐私问题，认识也判一致的）；他还指出：世界强国即便以拥有核武器而沾沾自喜，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必将成为一个污点；他表示希望日本能有一些政治家，绝对不容许日本蒙上上述污点，永远是一个不拥有核武器，并反对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的谈话令我深受感动。我曾多次去过广岛，也曾屡屡同重藤博士会面，但这是重藤博士唯一一次直接言及政治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