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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脱身。其他的残疾儿也从工厂里出来了，可是她们只抓住义幺进行提问。
我加快脚步，可是刚才站在车站标志牌旁边那位忧郁的母亲比我还快，吧哒吧哒地跑到义幺和三个女子那儿。匆匆地吵了几句之后，她就像一只臃肿的大鸟，抱住义幺的肩膀，想要把他从她们中救出来。三个女子看到我急冲冲地奔过去，就像遇到乱子一样，小步跑走了。那位母亲黝黑的脸上因兴奋而透着红晕，一只手揽着义幺，另一只手已经放在一位从工厂里出来的女孩子肩上了，她盯着我问：“你怎么光站在那儿看呢？你要不是学生的家长，我们可就不饶你啦。”
义幺也回过头来，谨慎地看着我，好像他从心底赞成这位救他出来的朋友母亲的话。我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后，她这才把儿子还给我。
乘上汽车，我问义幺，那些女人问你了什么？可他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刚才那位母亲跟我们同乘一辆车，她用别人都能听到的声调对我解释说：“她们说，因为反对在自己的住宅附近建筑福利工厂，所以今天就到这里来啦。她们要向报界投诉说：‘施工会一直影响我们，不要夺走孩子们的娱乐场所。’甚至还说，‘只要不把工厂建在住宅附近，她们将拿出一千万元搞残疾人义务活动。’真是一派胡言。把我们的孩子看得跟脏东西似的。”
回家以后，我和妻子都问：“今天，那三个人问你什么了？”可义幺坚决不说。最终，我们也不知道那三个是不是参加反对福利工厂运动的人。四、五天后的傍晚，义幺和家人一起在看电视。新闻正在播放建设福利工厂的情况。一听说要重新开始建筑，住宅的警钟敲响了，向反对建设福利工厂的运动者报急，主妇们从紧急楼梯上跑下来，孩子们也参加进去，每到一处金属丝网前，她们都向市工作人员提出抗议，从姿态、举止、神情上看，她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不由得让人想起，在福利工厂前跟义幺说话的女子们所穿的仿鹿皮大衣和高筒皮靴就是她们的日常装束。听完广播员的解说后，义幺就说：“啊，是反对建设福利工厂吗？这可是难办呀！”于是我又一次问义幺“那次在工厂前面，三人女人问你什么了？或者她们对你说什么了？是生气呢，还是为难呢？你不是一直低着头吗？”我这么一问，义幺硬梆梆地说：“行了！别再问了！”说完就把脸转向一边。
妻子也看了刚才的新闻，她微妙地避开我的视线说：“虽然年轻的母亲说，把我们的孩子看成脏东西一样，可是我觉得那些人感觉像受到什么可怕的攻击似的。用y先生的话来说，住宅区的人好像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侵犯，既然家长们这么说，孩子们也自然而然会那么想。刚才电视上好像就是这样的吧？事态如果发展到受惊的孩子扔石块的地步，义幺脑袋里的塑料板可就危险了。或许还会像十年前那样戴着帽盔去工厂。因为义幺毕业后要去正在建的那个工厂”
我写长篇小说替补跑垒员记录的时候，以小学特殊班级的意外事故为契机，主张对主人公即残疾儿童进行自卫训练。这是一部以喜剧性的，或者说是奇异现实主义的意识体系为基调的小说，简直是一篇充满夸张的演说词。
“我认为对于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孩子们，你们教师能做的、对他们有真正帮助的就是告诉他们。‘你们生存的当今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这可能吗？教师能对我们的孩子说这些话吗？现在，老师教我们的孩子们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将来在社会的角落里，让他们像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傻子一样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在未来社会里，把这一想法变成现实，即教我们的孩子动手能力，及处理自己的一切事情，这不正是教给他们‘啊、啊’自杀的方法吗？要是真替我们的孩子考虑的话，为了避免在未来社会中被淘汰的现实，就必须教给他们武装自己进行自卫！这不但会污染当代世界，而且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残疾儿的数量会迅速增长，一旦我们的孩子多到令人瞩目的程度，就会被当作低下的先行者，成为人民憎恶的目标。将来，弱小民族、受歧视阶级成为必须生存在威胁下被憎恶的对象！然后，又有新的民族和阶级站立起来，可是，我们的教师教过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自我防卫的方法吗？”
在这篇小说中，即夸张语气的开头部分，写了一段残疾儿在东京车站迷路的故事。我在描写一个惊慌失措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的心里活动时，引用到布莱克的诗。在车站内的人群里寻找迷途的孩子，父亲似乎觉得自己才是被遗弃的人。他嘟囔着“爸爸，你丢下我，到底要去哪儿呢？”“这么一说，我就像一个无信仰的人，在面对一个陌生人（啊，啊，是面对父亲吗？）祈求帮助，发出了只有在那种场合下才有的祈求。father！father！where are you going？odonotwalksofast.aspeak，father，speak to your litter 波y.or else is hall be lost.我在东京车站内到处乱窜，急切寻找弃我的人，啊，啊，我终于追上了逃走的fater？”
要追溯到出版的两、三年前，我写这个长篇的时候义幺10岁，那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与我小说里写的故事相似。事实上，义幺不单纯是迷了路，而是被人带走后，又甩掉了。我之所以没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小说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有被迫害妄想症，认为或许还会有跟上次一样蓄意诱拐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害怕报纸报道此事，就没向警察报告。当然，如果那天我们最后没有找到义幺，妻子肯定会给警察打电话的，我也绝不会阻止她。当时，妻子担心我的被迫害妄想症发作，最后如果是对方先挑衅，我会向别人施加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暴力。
关于我的被害妄想症，本来我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仅仅是作为故事的开始，我必须说出那件事发生之前，他们的执拗带给我的影响，即四、五年前开始的永无休止的电话和来信。起初，我以为每天给我打五、六次电话我一拿起电话他就默不作声的人和来信写明姓名和地址的人不是一个人，因为打电话的次数不确定，所以我还以为那是全社会对我表示的敌意。后来，不用多说，我知道绝大多数沉默的电话是写信人打的。
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永远的恶梦，我想省略故事的详细情节，写信和打电话的人是一所名牌大学商学系的学生。他说自己想当一名评论家，为走上文坛，请我给他一些帮助，他在桌前坐几天，也写不出来一行字，却对我说：“你教我开始写文章吧。”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信中始终流露出一种傲慢的自信，只有这才是对他的拯救，过了不久，他不仅给我写信，也开始给妻子写，说：“只看重残疾儿却拒绝健全人的要求，这是不应该的。”似乎表现出憎恨。一天内，屡次打电话和写信，差点儿把我们给折磨死，他还攻击我们说“为什么只有自己才必须受苦呢？”甚至暗示出自杀的想法，我给他写信说：“不管是打算学习，还是要工作，首先，精神状态要恢复健康，为此只有找医生谈一谈。”事实上，我正是以此为根据，认为他就是打沉默电话的人，电话从早到晚不断地响——可能是这位学生的父母不在家吧——我用命令的口气低声说：“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挂断了电话，于是新的方式开始了。妻子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他就说：“最近在电车上发生了一起案件，邻居的头被凶器打了。”我和妻子每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紧张，它使我们回想起十年前政治意图明确的攻击电话。这似乎要把我推向被迫害妄想症的更深处。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已经过了午夜，家人都睡了，暖气阀门也关了，我就把穿着的防风茄克连头包上，扣上袖口，还在继续工作。屋外总是传来说话声，起初我以为是两个人在谈话，可并非如此，好像曾叫过我的名字。我从大门的窗口往外窥视，有一个高大的人影站在门边，对着破旧的对讲机在说话。我便问：“有何贵干？”对方好像是喝醉了，用年轻人骄纵的口气说：“说‘贵干’可担当不起呀。”我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儿，夜已经深了，还是等明天再说吧。”说完就关上了门。可是门外的年轻人还是对着对讲机说个没完。我无法再工作下去。那二、三年，为了治疗失眠症，我每天在睡前三十分钟做负重体操，因为做操，我还保持着年轻时代的体魄，甚至显出从未有过的强壮。三十分钟的锻炼结束后，他还在对着对讲机发议论，我感到压抑不住的愤怒，操的前襟，把他拽到车站去。那时，我已读昭吉尔克里斯多写的布莱克评传，我想可能是受布莱克在费尔潘时那件事的影响吧。我走出大门，当我用防风茄克蒙头的模样一出现在门灯的灯光下时，前后都发出了惊叫。后面的惊叫声是妻子发出来的，她正从卧室往门的方向看，因为看到我的样子而受到惊吓，前边那个惊叫的人已经一溜烟儿地逃掉了。考虑到被害妄想症，妻子担心我伤害别人，造成防卫过当，直到那时我还是那种样子，正是她深感不安的原因。
在我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充分的证据说明我对外来者是不封闭的。一天，有两个学生来访，在那之后，他们对我们做了一件事，这对义幺来说是最痛苦的体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使我的行为脱离了正常的轨迹。
宇波君是从关西来的学生，带他来的是沉默寡言的稻田君，他们从同一高中毕业后，稻田君考入东京的大学。那时候，我在忧郁中写下长长的日记，记录下我们的谈话。借助当时的日记，我回想起他们来拜访我那天发生的事。我起得很晚，从书房兼卧室的那个房间下来时，发觉客厅里义幺跟来客在玩。他们从莫扎特作品集中读出克歇尔目录，让义幺猜曲名和调子。我曾就这种游戏写过短文并发表过。妻子在厨房高高兴兴地忙着准备午饭。想做鸡肉鸡蛋盖饭，够客人和家里所有的人吃的。妻子一边做饭一边告诉我说，两个学生是w老师介绍来的。能说会道的那个是“公明党市议员”类型，另一位是忧郁不善谈的人。那天早上义幺身体不舒服，没去上学，那二个人很巧妙地让义幺打起精神来玩游戏。其中一人好像是在残疾儿班级搞教育实习的学生
帮妻子端完饭后，我也走进客厅，我和他们边吃边聊。受妻子的热情感染，宇波君面带微笑，当时正流行长发，可他却把头发剪短，露出光泽的头皮。看来义幺想玩，不愿意回到和母亲两个人同住的卧室去，于是妻子和他一起玩。从他的年龄来看，义幺很少这么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构成大家快乐气氛的一环。宇波君来了之后没多久，不仅是义幺，连妻子也加入到快乐的谈话中来，可另一位稻田君就像是左翼运动中的一类，阴郁着不知如何是好。
那天，跟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跟宇波君的谈话，他像一个演员，表现出了精湛的演技，有三个情景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饭后，妻子和义幺还没走，宇波君显出一种很受老师们喜欢的样子，谈到几位著名学者的近况。当我问到他们在w老师家里都谈了什么时，他就开始谈介绍他俩来的w老师。几年来，w老师多次让一部分学生把有关左翼运动的书从研究室里搬出来，到旧书铺去卖，所以未必能受到学生活动家的信赖。
宇波君说：“我们去的时候，w老师正在半张席子大小的水池边给竹屉刷油漆、上面撒满冬日的阳光，京都有一位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家里有‘能乐舞台’，w老师的生活比他的更简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个印象。他还喜欢bricolage，若无其事地在读还没翻译成日语的莱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想。
宇波君说经京都研究法国文学的作家介绍，他们去了w老师的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复印我的毕业论文的法语梗概，在鼓吹麦卡锡旋风的时代结束时，一位加拿大前外交官哈佛诺曼在开罗自杀了，他也是一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是他把w老师介绍给跟自己有交情的政治学家m教授的。w老师说，m教授有病在身，不好介绍，既然是我的论文，还是直接跟本人联系一下吧
我很注意听宇波君的话，发现虽说“被介绍”也是很含糊其词的，暂且不论这些。宇波君从关西到东京来的几天里，见到了很多学者、作家和评论家，这些就是所谓的靠学院派和新闻界来支持的战后民主主义人士——当然，我属于在这些人的影响下从青年时代成长过来的人。
“正在斗争的人和周围的同情者把民主主义形式化的责任推到我们所见到的这些人身上。当然了，他们从前是被敌视的人，已经失败了。打开天窗说亮话，批判这些空谈家，用英语说就是laughingmatter，我引用您的短文作论据。我们看到了这种你争我斗的情景。我们想引爆双方间的吊桥，现在，距离成功还很遥远，对对方来说，或许有必要进行修复。我们在京都见到的这些老师们说：“如果我们为此提出了方案，我们将对你们暗淡的前途给予支持。”我们已收集了介绍信。
我在日记中，按宇波君的态度变化过程，分1、2、3三个部分，把他的谈话清楚地记录下来，在第2部分的开头，记下了上面一段话。妻子和义幺听不懂这些，回起居室去了，只剩下我和两个学生还在谈话。宇波君非常有礼貌地谈老师们的情况，当讲到学生们对我的评价时，没有比他说得再中肯的了。
“尽管我们把您的随笔当作laughingmatter——这是事实，可您既不是跟政治理论有缘的人，也不是政治上的活动家，所谓教条的批评，一开始前提就错了。可是，我们对您的处世之道感到忧虑。当左翼运动现场的人对您冷言冷语，甚至拿您当笑柄，虽说最近没对您说什么，可是我们的立场或者我们的职责是动摇不了他们的，我们在高中时代就读您的作品，那时曾写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即使他们要威逼我们的理论和行动，我们也不去当现实主义者，所以说，从战后民主主义的幻影出发，即使被说成是不自量力，我们也决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或许今后再过十年，到那时，您的想法和现在的还不是一样吗？这实在是没法读，我们焦急呀。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您这么想的依据何在？我们站在您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您有一个残疾儿子。让残疾儿上普通班级运动跟我们搞的运动很相似。您知道吧！可是，您并没有参加这个运动。您们把儿子送入特殊班级进行教育。如果我们批评您说这是助长歧视、再创造歧视，您还会写这种没法读的文章吗？残疾儿有许多种生活方式，如果没有残疾儿去普通班级，就有问题了。可是，您不是说过：“让自己的孩子去特殊班级。”吗？总之，您们把自己的儿子置于生活的中心，根据自己的体验来作判断，所以，作为外人，批评你们是很得不偿失的呀。我们能读懂洪水，你认为不管社会制度怎么变化，也只能让残疾儿自己照顾自己，对吧？既然这么说，您就不会参加运动。这，怎么说呢，这是您做得很妙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真是无法忍受呀。”
宇波君停住了话头，想看看我的反应，这时，我问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
“他说‘我们’的时候，包括你吗？宇波君说的话，你也同意吗？”
“同意，因为他说的是我们的想法。”这几乎是那天稻田君说的唯一的一句话。我没说什么。只是在日记的第2部分里记录下宇波君的谈话，现在读起来，他的话好像是对我那一时期处世方式的奉承。不一会儿，宇波君由前面谈话时的那种语气陡然转变成血腥、挑逗性的谈话方式。
“您把有关原子弹爆炸的书的版税委托给‘被轰炸二世’组织了吧？他们为了在全国游说，买了辆车，在报纸上发表讲话，可实际上，他们只用五分之一的钱买了辆破车。在出发前发生了一起事故，说是没有修理费就走不了，这钱又是从您那拿的吧？剩下的钱干什么了？您不认为他们送到同党上级组织那里了吗？那时，听说来东京游行的学生被逮捕了，所以有的人坐飞机逃跑了，有的向您和h大学的代理校长请愿，结果都被赶跑了，是这样的吧。您害怕敌对党派的实力斗争，于是就从羽田逃到您上级组织的膝下啦，您花了冤枉钱，似乎看到一点自由，可是对立派那边怎么想呢？所以说，要是为党派出车钱的话，还不如替搞同一运动的我们出车钱。我们在面包车上安上短波发送装置，我们计划走到哪儿就不停地广播到哪儿。政府和财界那些恶棍们，被推上国会证言席上还不老实地坦白交待，我们把审讯装置安在自由广播的面包车上，把审讯现场播放出来。不论是政治家、实业家还是官僚，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拷问，我们在东京到处转，把他们的证言原原本本地播放出来。至于车的费用问题，可不是您给‘被轰炸二世’的那点钱，比那要多得多。一开始，您不想拿出点钱吗？”话虽如此，可是
他没有再问我，宇波君在以“我们的意见”发表意见，当我看到稻田君对此表示赞同的样子时，我就不想再说话了。令人奇怪的是宇波君什么事情都知道，他所了解的事情只有和我直接联系的当事人才知道，不用说，一开始我就理解宇波君的意思。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可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全盘接受他的建议，我只是对他带有挑衅意味的言语感到愤怒。我正在考虑用什么方式让他们走的时候，妻子走了进来，因为她看到我们不停地谈话的情景，担心事态会发展成防卫过当。看到端茶进来的妻子和跟在后面的义幺，宇波君的态度突然变成最初时的亲切，在他回去之前，对义幺说：
“夫人，坐了这么久，实在对不起，我们马上告辞。义幺君，跟老师谈话的时候，我仔细想了一下，再给你出最后一个问题，这可是难题呀，非常难的题。克歇尔522号是什么曲子？提示是屁，噗，噗，噗！
“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这是音乐的玩笑，是大调，是什么呢？”
那时，每天早上妻子把义幺送到校门口，放学时我骑车去接他。义幺八岁时就上了小学，所以当时是特殊班级的三年级学生，班主任老师对我们说：“如果从家门到校门一直由家长领着的话，永远也培养不出学生自己上学的能力。”她要我们注意这一点。因为同一所小学的学生占满了道路，连人行道和边上的岔路上也没法走，我们就让义幺和他们拉开一点儿距离，一个人走。从成城学园的坡上往下走时，常要在那儿过人行横道。在高耸的电话电报局大楼前面，我停下自行车等着，义幺显得比在家里时还小，一心一意，慢慢悠悠地迈着独特的步子走上来。每天这个时候，一看到义幺，一股激动之情便油然而升。他按着我们告诉的那样，逆着车道走过来，我在他走的这条路上等着他。义幺还带着没测量准的眼镜，走到离我三米的近处才发现我在等他。义幺那张童稚的脸上没有什么感慨，站下来，所有紧张，像蒸汽一样，云消雾散了，变得像害怕被放在屋外晒太阳的软体动物一样，自行车的把手上装着金属椅子，让义幺坐上去后，我的胸膛紧贴着义幺的脊背，蹬车回家
那天，我又在电话电报局前等义幺，可是不见他走上来。从我旁边走过去的小学低年级的学生越来越少了。跟义幺在同一特殊班级、年龄比义幺大的两个女孩手拉着手走过来，我注意着不惊吓着她们，喊了一声，可两个人还是吓了一跳，好像被粗暴地拉着似的默默地走了过去。我下了车道，骑着自行车，一边看走过来的学生，一边向人行道方向骑去。我放下自行车，急急忙忙穿过人行道、学校门口的通道和台阶，然后横穿过校园，向特殊班级的教室走去。教室里只剩下老师在作记录，她说义幺三十分钟前就离开了教室。我又返回来，平时在这条路上，都是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现在是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往回赶，到家一问，妻子说义幺还没回来。接着，妻子便承担起找义幺的工作。
妻子立即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告诉她义幺走丢了，然后给班里的同学打电话，也不管是谁跟谁，组成三个人的寻找小组，并通知能联系上的母亲们。妻子决定自己也从学校出发去找义幺，妻子和通知到的母亲去找效率会更高，我帮不了什么忙，所以妻子走之前，让我留在家里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等他们的消息。
妻子走了之后不久，电话铃响了一下又停了。我一直坐在电话机前，看了一下表，正好是下午三点，我回忆起自己的愤怒，来电话的人实在是太无耻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哎呀，哎呀，这种时候，还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一整天，老是打电话，到最后时还骂一句，我都是不说话，就挂上电话。因为这是想当评论家的学生干的日常电话工作。他用硬铅笔写来看不清楚的信，我不放在阳光下就没法读，可见他是一位很有耐力的人。不久，我就不得不按来电话的时间来分配时间。从电话铃响的那一瞬间，甚至到放下电话的那一时刻，我都不由得感到喉咙堵塞着。对方想用永无休止的攻击电话，把我搞成神经质。
可是那天，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时，我还是没说话就给挂断了，可我马上勃然大怒，一股懊悔之情攫住了我。来电话的人不就是带走义幺的人吗？正是他给我们夫妇写信，控告我们只忙于照顾残疾儿子而不帮助他，还说我们培养弱智儿子，不对他人尽义务，却还能心平气和地生活，这是特权，反复找我们麻烦的人不正是这个男人吗？他在我们家的周围逡巡、监视着，很明显，两、三个星期前，肯定是他曾在我家附近徘徊，把信用金库的求职考试落榜通知塞进我们家的信箱里。现在，我要是不停地问来电话的人，说不定他会说：“是我抓走了你儿子，你得如此如此，我才还给你。”这是最后一次电话，他不再打给我。把你在信中主张的讨厌的思想付诸行动，如何？
只要取出保存大量信件的纸袋，就能知道打电话的人的住址。可是，如何向警察解释呢？我站在电话机前，忍耐着下一个三十分钟。四点钟，电话铃一响，我就抓起听筒，报出自己的名字，然后“喂喂，喂，喂”对方屏住呼吸没说话，过了一小会儿，一个稚幼、温和的年轻人的声音回答道：“是”就又不说话了。我寻找词汇，可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年轻人喊道：“你去精神病院吧！”然后放下了电话。年轻人不过是躲在家里按常规进行电话攻击。我第一次从年轻人打来的电话中得到一种解脱感，这也是最后一次
春天还很遥远，六点钟天已经昏暗下来，妻子来电话说还没找到义幺，之后，我接到稻田君打来的电话。在跟雄辩的宇波君一起来访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稻田君毫无负罪感，他用忧郁的口气说：“因为我想还是告诉你的好。”他解释说：
是朋友宇波一人谋划并实施的，他向夫人打听你们接送儿子的过程，并进行了研究，今天下午带走了您儿子。您没有参加政治运动，只是用笔来反对体制的文化界人士，凭自己有一个残疾儿，竟然如此给自己加上大义名分，对此宇波君很生气。所以他说：‘如果对付了您儿子，您就会被推向被动的无法辩白的境地，或者以平安还回您儿子作为条件，对您的行为作些约束。对于自己的残疾儿子，最后您将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决定把您儿子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跟您交涉。可是，刚才宇波君给我打电话说，无法跟您取得联系，不久就腻烦了，于是在东京车站内放了您儿子，自己坐新干线回关西了。虽说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可是我想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母亲们决定暂时停止在学校附近寻找义幺，妻子决定回家休息一个小时，吃点饭，同时也因为担心我不能照顾好义幺幼小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回来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稻田君在开始和最后说的：“我还是告诉您一声的好。”这句话，她站在我旁边，头发上、肩上披满雪花，透发着一股矿物质的冷气，我强忍着愤怒想要把刚才听到的消息告诉她，连我也感到了自己破锣般的声音和肚里涌出的乌黑的瘴气一起吐出来。
“以前来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学生把义幺带走了！为了要把我推向进行运动的境地，‘是处置义幺呢是处置义幺呢？还是附加一些交换条件还回去呢？’也就是拐骗勒索！可是，半路上又腻烦了半路上又腻烦了，于是就乘新干线回去了！把义幺扔在车站里！半道上腻烦了，他是这么说的。”到对面与我们交往不深的人家，请年轻主妇照顾义幺的弟弟和妹妹，妻子和我一起去东京车站。妻子担心如果是宇波君把义幺还回来，我即使不打死他，肯定也会出手伤人，所以妻子和我一起在东京站台里到处找义幺。我的内心感受跟前面引用的替补跑垒员记录的那段描写一样。十点之后，在人影稀少的新干线“精灵”号站台上，我们发现了义幺。他整个身体躲在卖店旁边的洼坑儿里，靠在柜台边上，平静地望着不停降落在轨道上的雪。裤子湿湿的，一双长筒靴积满了尿。我在他旁边蹲下来，义幺依然是没有什么感慨，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身上的紧张和担心消散了，变成平时那个软体动物，红光从眼睛扩散开。我们坐上出租车，夜里，雪开始堆积起来，义幺穿上新买的裤子和长筒靴，我对着被尿湿的旧靴子呕吐，发出愤怒的叫声。像上面写到的那样，在我们找义幺的时候，妻子就想起宇波君对我们做的侵害事件，她跟我说，他们的行为能够“蹲监狱”了，我像往常贫血时那样，已吐得软弱无力了。
今年元旦，休息的那个早晨，住在京都市郊住宅区的私塾教师和市政府的官员被人用铁管打死在路上。我常常去广岛旅行，那天我在关西版看到了这个消息。我想可能也跟我日记中的那件事有关吧，可我没说话，妻子在看东京版的消息，看来她不知道这件事。据报道，被害人叫宇波三吉和稻田彰，曾属于学生运动的一派，都是三十岁。读完这则消息后过了三天，下午六点以后，我到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去游泳，回来后，妻子对我说：“有一个长途从京都打来。说是叫宇波，十年前曾来我们家拜访。打电话的人用绝对不会错的口气，自报了姓名。”
他先打来电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五天前因从前学生运动的内讧发生的那一事件中，（我虽然看到了新闻报道，却没说什么），被害者的名字叫宇波、稻田。妻子把电话内容告诉我：“因为不希望你们夫妇误解，读了宇波、稻田两个被杀的消息，您肯定以为十年前带走并丢弃您儿子的人得到了‘天报’，心里的气愤落了地，或者认为‘天报’，把两个人都杀了也不过分，我们想说不管你怎么想都是不对的。我们去您家的时候，报了敌对党派活动家的名字。这次被杀的两个人正是宇波、稻田本人，他们或许是一直在活动，或许是不再搞什么活动，却因了结不了过去留下的怨恨而被杀了。我们现在都属于新的党派。我已经跟小说无缘了，但我知道您和您儿子还都健在”
妻子一直都忍耐着，可这回她下决心，虽说晚了，还是谴责了一番，你对我们儿子做的事实在是太过分了，如果从站台上掉下去，或者乘上一辆从东京站开出的长途电车，那就很难回来了。毕竟，宇波君这个名字，给我们留下残酷的创伤。”
他反驳说：“说实在的，那样不好吗？这十年里，您没被儿子缠住，应该显得年轻了，先生还像十年前我们批判的那样，写着暧昧不明的文章，不是还把这件事写出来了吗？严格地说，脑袋有残疾的孩子当然不能进行生产啦。当然不能形成社会中物质代谢的一环啦。然而，给这样的孩子带上免罪符，父亲却不得不经受社会风浪。已经过去十年了，可先生一点也没变。评论家不是批评过他吗？‘年龄在增长，却没有哲学造诣，到底怎么办呢？’丈夫打算跟儿子一起生活，互相迁就，这不就是将两个人活着的辛苦免掉一个人的份了吗？我们经历过政治、社会等风波，来到下一阶段。我在宗教组织，领导着青年们，正在为拯救人类的灵魂而废寝忘食地工作。你丈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写下了救济等没法看的文章。可是他并没有死乞白赖地请求救济，而是在平静地祈祷，这不太没意义了吗？我们为拯救灵魂而努力工作，这比十年前的政治斗争还尖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在拯救过程中，我们是不会倒下去的。我就肩负起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责任。可是，也罢，直接跟您说了吧，您是十点钟回来吧？也许是在去年的晚刊上，曾看到您丈夫每天傍晚去游泳的报道，所以十点钟，我想再打一次电话。”傍晚，我在体育俱乐部的游泳池里游了一千米自由泳，回来后，开始喝酒。为了帮助睡眠，我每天都喝点酒，已经快七年了。可是，如果今天也那么喝的话，到十点时我就该醉倒了。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回卧室里了，如果他们起来，肯定会听到我喝醉的怒吼声。我不想这样。于是躺在沙发上，捡起一本做过注释的阿德曼的书，翻到新的一页漫不经心地读起来。妻子把刚才的电话告诉我的时候，义幺、义幺的弟弟和妹妹都听到了，九点钟他们回卧室去了。我看着表，在等着电话铃响，我不由地回忆起十年前那场无休止的电话攻击，仿佛又体会到了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感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潜在进攻性。
我不赞成假宇波君对义幺的评价，十年来，不，应该说是他出生以来的这二十年，如果说义幺的存在给我和妻子都带来束缚的话，那是事实。“推磨的奴隶们，奔向原野吧。仰望天空，在灿烂的阳光下放声大笑吧。被禁锢在黑暗和叹息中，三十年啊，疲惫不堪的日日夜夜，那张脸上，从来没有见过一次微笑，被禁锢的灵魂，站起来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我读布莱克的诗句，就好像自己被锁在黑暗中一样。义幺由残疾变成健康，终于，妻子也从残疾这个统治者的鞭子下，得到幸福的解放。“他们每走一步，都回过头来，怀疑着，这是在作梦吗？一边唱着‘阳光下乌云消失了，晴朗的早晨出来了’，一边”大地呈现出自由解放，让人感到布莱克那充满喜悦的自信和理想不过是幻想，无奈的诗人走进永远的沉默。
妻子很早就躺下了，差二分钟十点，她像被触动了神经，来到起居室，我正这么想，可抬头一看，却是义幺，从头到脚包着睡衣，活像一个从镰仓和室町时代的画卷中走出来的下级士兵。
“忘吃药了吗？要是没吃，快点吃完睡觉去。”我这么一喊，义幺乖乖地往厨房走。可是他磨磨蹭蹭地拖时间，我刚明白他的意图时，电话铃响了。我起身正要去取听筒，义幺已冲到电话前“唔”地一声，拿身子顶开我的肩膀。
游完泳后，身体应该变得灵活，可我却被撞到饭桌上。这时，妻子从卧室里走出来，我注意到她正胆怯地望着我被义幺粗暴推翻在地的模样
义幺把听筒紧紧贴住耳朵，避开我和妻子的视线，头对着墙，对电话应着：“对，对！是的，是我。对，对！”过了一会儿，义幺用比平时大得多的声音说：“你这个坏蛋！你笑什么？我不会再同你说话！绝对不会！”
接着，义幺像被打了一闷棍似的，放下听筒。头依然靠在墙上，好像是在等待体内涌出的愤怒发泄出来，饭桌还倒在那儿，我坐在椅子上，妻子穿着睡衣，哆哆嗦嗦地站在我旁边，强忍着没有发出悲鸣，安慰义幺。这使我想起母亲看到腰间挂着柴刀的父亲那一瞬间发出的叫声和深夜里看到我走到大门时妻子的叫声。
我似乎听到：“生这么大的气，病会发作的，义幺还记得那件事呀？还为十年前的事情生这么大的气呀？
“竟能发那么大的火？因记忆中的事情发火，你具备这种能力吗？”妻子用更胆怯的声音对我说：
“我真担心呀，生那么大的气，说不定会发病的，或者会伤人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呀？记住那件事，以后就不会被人带走了。可是他什么也不说，那个人对他都做了些什么，却还记在心里，发火”
义幺靠着墙，猛然转过头来，回头看着我们，现在回想起来，穿着睡衣下来的时候，似乎从什么地方透露出异样的紧张，他对妻子说话的声音里，显出一种充满自信的感谢。“我一直都记得！那个人不是好人！可是，妈妈，不用担心！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坏人已经再也没有了！”
如果是幻想，人们既有抱有幻想的权利，也有强烈表现出来的权利吧。“晴朗的夜晚，美丽的月亮露出了笑脸，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帝国已经没有了，狮子和狼结束了战争。”
虞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