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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的、轻松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关于在我迄今为止的作家生活里最为根本的、并且是我所意识到的养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
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当地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而把这些讲给孩提时代的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叙述者。通过她们讲述的故事，我知道了自己的村子、自己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中删除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在山村妇女们讲述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缘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本地的历史、传说，但另一方面，在学校里学习的则是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在两者之间徘徊着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的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的、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确定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故事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十年左右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十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这样一种社会风潮：即认为民主主义与和平思想作为宪法原则，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创作小说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了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二)
我想谈的另外一个话题，是身患残疾的儿子对小说家的我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在医学上，只能说是事故，出生时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位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经历了动摇和痛苦，以及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由此而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在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了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东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是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的现在，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中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给了自己的小说。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六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心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但并不能以此作为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的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一对没有勇气和残疾儿彻底生活下去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下去的。从消极的侧面，探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这部小说，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的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小说。
(三)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的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造么？我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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