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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迪艾伦著
孙仲旭译
关于第三帝国的文献似乎层出不穷,此种势头不会随着弗雷德里克施密德的回忆录即将面世而稍有减弱。施密德作为战时德国最著名的理发师,曾为希特勒、许多政府高官以及军方高级将领提供过理发服务。正如纽伦堡审判时所指出的,施密德不仅似乎总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而且他拥有“极为准确无误的记忆力”因而有得天独厚的资格来写这部关于纳粹德国核心的指南。下面为一些摘要:
1940年春,一辆大奔驰停在我那间位于科尼格斯特拉塞街127号的理发店前,希特勒走了进来。“我只想稍微理一下,”他说“头顶上别理太多。”我跟他解释他得等一小会儿,因为冯里宾特洛甫比他先来。希特勒说他要赶时间,问里宾特洛甫可不可以让他先理,但里宾特洛甫坚持说如果他这么不被尊重,那他的外交部长就当得没面子。希特勒马上打了个简短的电话,里宾特洛甫立即被调往非洲军团,希特勒就先理了发。这种互不相让的情况一天到晚都有。有一次,戈林让警察找借口拘留了海德里希,以便他能占住靠窗的理发椅。戈林没大没小,经常想坐在摇动木马上理发,这让纳粹统帅部觉得脸上无光,却拿他没办法。有一天,赫斯向他提出挑战。“我今天想坐摇马,陆军元帅阁下。”他说。
“不可能,我已经预订了。”戈林回击道。
“我有直接来自元首的命令,允许我在理发时坐摇马。”赫斯拿出希特勒的手喻,来证明确有此令。戈林勃然大怒,他永远也不能原谅赫斯,并说以后他会让太太在家里用一个碗比着为他理发。希特勒听说此事笑了起来,但戈林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不是军备部长没批准他要求领一把削发剪的申请,他会说到做到。
我被问到过当时我有没有意识到我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道德含义,跟我已经告诉纽伦堡法庭的一样,我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个纳粹分子。事实上,有好几年时间,我还以为他在电话公司工作。当我最后得知他是个什么样的大恶人时,已经为时太晚,没机会做任何事,因为我已经为购买几件家具付了定金。有一次,在战争接近结束时,我确实考虑过松开元首的围脖布,让一些头发茬掉到他背上,但在最后关头,我没了勇气。
有一天在贝希特斯加登时,希特勒转过身问我:“我蓄连鬓胡怎么样?”斯皮尔笑了起来,希特勒被冒犯了。“我可是在很认真地说,斯皮尔先生,”他说“我想我蓄连鬓胡也许会看着不错。”戈林这个惯于奉承拍马的小丑马上赞成:“元首蓄连鬓胡——多好的主意!”但斯皮尔仍然持不同看法,事实上,他是惟一一个正直诚实得在元首需要理发时会告诉他的人。“太招摇了。”斯皮尔又说“连鬓胡是会让我联想到丘吉尔的那种形象。”希特勒被激怒了。他想知道丘吉尔在考虑蓄连鬓胡吗?如果是这样,他想蓄几边连鬓胡?什么时候蓄?希姆莱按说是负责情报工作的,他马上就被召来。戈林对斯皮尔的态度感到气愤,悄悄对他说:“干吗要没事找事,嗯?他想蓄连鬓胡就让他蓄好了。”一般情况下,斯皮尔老练得过了头,但是他称戈林是个伪君子,还是“穿着德国制服的一客豆腐。”戈林发誓报复,谣传他后来让党卫军特遣队把斯皮尔睡的床锯成一条条的。
希姆莱丧魂落魄地赶来了。在电话响起召他去贝希特斯加登的时候,他正在上踢踏舞课。他害怕召他去,是问丢失一车几千顶圆锥形派对帽的事,那些帽子是为了让隆美尔进行冬季攻势而答应运给他的。(希姆莱不习惯被召到贝希特斯加登用餐,因为他视力不好,希特勒受不了看着他把叉子举到眼前,并把食物贴到脸颊上的某处。)希姆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因为希特勒叫他“矮子”只有在不高兴时,才会这样称呼他。突然,元首对着他吼:“丘吉尔准备蓄连鬓胡吗?”
希姆莱脸红了。
“怎么样?”
希姆莱说一直有这种消息,说丘吉尔考虑过蓄连鬓胡,但都是非正式的消息。至于长度和蓄几边的问题,大概会是蓄两边,中等长度,但谁都不想在搞清楚之前说什么。希特勒尖叫着把拳头往桌子上砸。(这是戈林对斯彼尔的胜利。)希特勒摊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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