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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这个奖，我认为是替这个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内容。我是说，我和这个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关系，我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说真的，四十岁前我渴望得奖，庄重文奖，冯牧奖，鲁奖，茅奖，省内的奖，省外的奖，我都暗自念想过。但是现在，从四年前起，我改变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奖。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记住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话，这位大师说：得奖总的来说是满足虚荣心的，既然是满足虚荣心，那么不得也罢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说神秘的是，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得了一些奖。为了体现我的成长和成熟，我不允许自己在奖状面前喜乐，我套用大师的话对自己说：那不过是满足了虚荣心，虚荣心总的说是要克服的。我尽量保持平常心，把因为得奖而可能异动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确切地说，从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种喜悦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间，像花香之于花开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我四年来对自己改变是假的，起码是不彻底的；二、是这个奖已有的荣光击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他在一只装满百元大钞的坤包前弩张剑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当这只坤包换成一只麻袋时，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轻浅的笑容，期许的目光，称兄道弟的平易近人。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点也不欣赏。鉴于此，我不知道得这个奖是我的幸，还是正好相反。
我得奖是因为风声，这是一部我用大脑写出来的小说。我一直简单地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天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冬瓜藤上结出的西瓜，横空出世，无法无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说来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人能说得清。可以说一说的是，用心写还是用脑？这是个问题，而且我们有选择权。
我知道，要想留下传世之作必须用心写，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经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脑写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些传世巨作的。但用心写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相对之下，用脑写可以保证小说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愚钝的人总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纵横捭阖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写作，同时我的智力又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这个年代用李敖的话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我不相信我的心在这个潮汐一般的市声以无以复加的速度和力度，汹涌地遮蔽心灵的年代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独秀于林。当我看到周围人的欲望和黑暗被无限地打开，喧嚣得连天上的云层都变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边的空气污浊了，我更加怀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结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了不得。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
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做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战，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怦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叮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的，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