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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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弟弟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他们也在那儿上学。他在肮脏的街道上玩，玩棍子和生锈的旧自行车轱辘，和别的难民小孩一起到处瞎跑，一直玩到太阳落山，奶奶叫他回家。

    “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在那儿有朋友，我谁都认识。我们过得也不赖。我有个伯伯在美国，我爸同父异母的哥哥，阿卜杜拉。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每隔几个月就给我们寄钱。这钱很管事儿。管很大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走了？”

    “不走不行。巴基斯坦人关掉了难民营。他们说阿富汗人应该住在阿富汗。然后我伯伯的钱也收不到了。所以爸说，我们也回家吧，从头开始，反正塔利班已经过了边境，跑到巴基斯坦那边去了。他说我们是巴基斯坦的客人，待久了人家就不欢迎了。我真的很憋屈。这地方”他摆了摆手“这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外国。营里那些小孩，那些到过阿富汗的怎么说？没一个有好话。”

    阿德尔想说，他明白吴拉姆的感受。他想告诉他，自己多么想念喀布尔，多么想念他的朋友，还有贾拉拉巴德那几个异母哥哥。可他又觉得吴拉姆会笑话他。于是他说：“是啊，这地方真是无聊死了。”

    吴拉姆还是笑了起来。“我可不觉得他们说的是这个意思。”他说。

    阿德尔懵懵懂懂地感到，自己遭到了谴责。

    吴拉姆吸了口香烟，吐出一串烟圈。他俩一起看着烟圈慢慢飘远，碎乱。

    “我爸跟我和我弟弟说过，他说：‘等着瞧，儿子们，等你们呼吸到沙德巴格的空气，喝上沙德巴格的水。’我爸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也是在这儿长大的。他说，‘你们从来没喝过这么清凉，这么甘甜的水，儿子们。’他老跟我们谈起沙德巴格，我猜他住在这儿的时候，这地方什么也不是，就是个小村子。他说有一种葡萄，只有沙德巴格种得出来，世界上别的地方都种不成。你会觉得他说的是天堂。”

    阿德尔问他现在住什么地方。吴拉姆扔掉烟头，仰起脸，看了看天，太阳照得他眯起了眼。“你知道磨坊那边有块空地吗？”

    “知道。”

    阿德尔等他接着说下去，可是往下就没了。

    “你住在野地里？”

    “暂时。”吴拉姆含含糊糊地说“我们弄了个帐篷。”

    “你们在这儿没有亲戚吗？”

    “没有。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走了。对了，我爸有个舅舅在喀布尔。反正原先在那儿。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他是我奶奶的大哥，在那儿给有钱人家打工。可我猜，纳比和我奶奶已经有好几十年不来往了，我想怎么也有五十年了。他们实际上成了生人。我猜要是我爸真没办法了，他会去找他的。可他想先凭自己的本事，在这儿干点名堂出来。这是他的家。”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坐在树墩子上，看着果园里的树叶在热浪中颤抖。阿德尔想，每到夜晚，吴拉姆一家老小睡在帐篷里，四周都是野地里的蝎子和蛇。

    阿德尔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最后，他跟吴拉姆讲了他和父母从喀布尔搬到这儿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无法给自己选出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想消除吴拉姆对他的成见，觉得他住在大房子里，所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或者这是由于校园里常见的争强好胜。也许是为了求得同情。他这样做是要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吗？他不知道。也许上述原因都有。阿德尔同样不知道，为什么让吴拉姆喜欢他好像很重要，他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原因一定复杂得多，而不只是他常有的孤独和他对朋友的渴望。

    “我们搬到沙德巴格，是因为在喀布尔有人要杀我们。”他说“有一天，一辆摩托车开到我们家，骑车的人拿枪对房子扫射。他跑了。可是感谢真主，我们没人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期待着怎样的反应，可是让他吃惊的是，吴拉姆什么反应也没有。他仍旧抬着头，在阳光下眯着眼睛。“对，我知道。”吴拉姆说。

    “你知道？”

    “你爸挖一下鼻孔人们都知道。”

    阿德尔看着他把空烟盒揉成一团，塞进牛仔裤的前兜。

    “他确实有很多敌人，你爸。”吴拉姆叹了口气。

    阿德尔知道这个。巴巴江跟他解释过，有些八十年代和他并肩战斗，抗击苏联的人已经变得既有权，又腐败。他说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不肯加入他们的犯罪阴谋，所以他们一直在对他下黑手，散布虚假的、恶毒的谣言，来玷污他的名声。正因为如此，巴巴江总是想把阿德尔保护起来，比如说，他不允许家里有报纸，也不想让阿德尔看电视新闻或上网。

    吴拉姆凑近了说：“我还听说，他种东西很在行。”

    阿德尔耸耸肩。“你自己看吧。这才一二十亩果园。对了，在赫尔曼德还有棉花田，我猜是给工厂种的。”

    吴拉姆使劲盯着阿德尔的眼睛，慢慢地咧开嘴，露出那颗龋烂的虎牙，脸上浮起了笑容。“棉花。真有你的。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阿德尔有些摸不着头脑。他站起身，拍着球。“再赛一次，要不要？”

    “要！”

    “走。”

    “可是这一次，我打赌你一个球也进不了。”

    现在轮到阿德尔咧嘴笑了。“赌什么你说吧。”

    “很简单。这件齐达内。”

    “那如果我赢了不对，等我赢了呢？”

    “我要是你，”吴拉姆说“才不考虑不可能的事呢。”

    一场光芒四射的攻守大战。吴拉姆左接右挡，将阿德尔的射门一一扑住。脱掉球衣时，阿德尔觉得自己好蠢，被人合法地骗走了也许是他最珍爱的财产。他交出了球衣，惊恐地感到泪水烧灼着眼底，他拼命忍住了，没哭。

    最起码吴拉姆懂得人情世故，没当他的面就把它穿上。走之前，他回过头，龇牙一笑。“你爸，他不是真的一走三个月吧？”

    “明天我一定要把它赢回来。”阿德尔说“赢回球衣。”

    “我可以考虑考虑。”

    吴拉姆转过身，朝公路的方向走去。走到半途，他停下了，从口袋里摸出揉成一团的烟盒，用力扔过了阿德尔家的院墙。

    大约有一个礼拜，每天上午的课结束之后，阿德尔都拿上足球，溜出大院。头两次逃跑，他掐准了卫兵换岗的时间。可第三次，卫兵把他逮住了，不让他出门。阿德尔进了屋，再回来时，拿着一个ipod，一块手表。从此以后，卫兵便暗地里让阿德尔进进出出，由着他不守规矩，只要不越界跑进果园就行。至于卡比尔和母亲，他消失一两个小时，他们几乎注意不到。住这么大的房子，这就是好处所在。

    阿德尔在大院后面一个人玩，守着空地上的老树墩子，天天盼着吴拉姆晃晃悠悠地出现。他总是留心看着通往公路的土道，不管是颠球的时候，还在坐在树墩上，看着一架战斗机喷出的尾流滑过天际，又或者无精打采，漫无目标地丢石子的时候。过了半晌，他只好捡起球，步履沉重地走回大院。

    后来有一天，吴拉姆出现了，还带着一个纸袋。

    “你去哪儿了？”

    “工作。”吴拉姆说。

    他告诉阿德尔，他和父亲打了几天工，做砖来着。吴拉姆的工作是拌砂浆。他说他来来回回地提水，搬运成袋的砌筑水泥和建筑用沙，那些口袋比他自己都重。他跟阿德尔讲解了他是怎样在独轮车里拌砂浆的，要给水泥加上水，拿锄头翻，一遍一遍地翻，再加水，接着放沙子，直到这一堆变得平滑，密实，看不出颗颗粒粒才行。然后，他要把独轮车推到砖匠那去，再跑回来，拌一堆新的。他伸出手，给阿德尔看他两只巴掌上的水泡。

    “哇。”阿德尔说——他知道这么说很愚蠢，可除此之外，他真不知该做何反应。他长这么大，跟体力劳动最近的一次接触，还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在喀布尔的家里，他帮园丁在后院里栽了几棵苹果树苗。

    “吓着你了吧。”吴拉姆说。他把手伸进纸袋，拿出那件齐达内的球衣，丢给了阿德尔。

    “我不明白。”阿德尔说，既吃惊，又带着些谨慎的狂喜。

    “前两天我在镇上看见有个小孩穿着它。”吴拉姆说着，拿手指了指足球，阿德尔把球踢给他，于是吴拉姆一边颠球，一边往下讲这个故事。“你相信吗？我走上前，跟他说：‘嘿，那是我哥们儿的衣服，怎么穿在你身上了？’他瞅了我一眼。长话短说好了，我们在巷子里把这事摆平了。到最后，他求着我把衣服拿走！”他在半空中把球接住，啐了一口，朝阿德尔龇牙一笑。“好吧，也可能是几天前，我先把球衣卖给他了。”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卖给他，这就是他的。”

    “什么，你现在不想要了？我费了这么大劲儿，把它给你弄回来。也不全是一边倒啦，你知道不？他有几拳也打得不错。”

    “可是”阿德尔咕哝着。

    “再说了，起先我骗了你，我很过意不去。现在你拿回了衣服，至于我嘛”他指了指自己的脚，阿德尔这才看见，那是一双蓝白相间的新球鞋。

    “他没事吧，那家伙？”阿德尔问。

    “死不了。行了，咱们是要讨论呢，还是开玩？”

    “你父亲跟你来的吗？”

    “今天没来。他去喀布尔上法院了。快点，开球了。”

    他们玩了一会儿，你一脚我一脚地踢球，追着它跑来跑去。后来他们又去散了步，阿德尔丢开了他对卫兵的保证，带着吴拉姆进了果园。他们从树上摘枇杷吃，还喝了两听冰过的芬达，这是阿德尔从厨房里偷偷拿出来的。

    很快，他们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差不多天天见面了。他们踢球，在果园里，在并列成行的树间互相追逐。他们谈体育，聊电影，没东西可讲的时候，他们就眺望沙德巴盖瑙，看着远处和缓的山坡，更远处朦胧而连绵的群山，就算这样，他们也觉得挺好。

    现在，阿德尔每天一醒过来，就急切地盼望着见到吴拉姆，看他在土路上悄悄走近，听他洪亮的嗓门，自信的谈吐。上午上课的时候，他常常走神，一想到他们待会儿要踢的比赛，要讲给对方听的故事，他的注意力就溜得一干二净。他担心自己会失去吴拉姆。他担心吴拉姆的父亲伊克巴尔在镇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或者找不到住的地方，那么吴拉姆就会搬走，去别的镇，去阿富汗的另一个地区，阿德尔想为这种可能性做好准备，让自己坚强起来，去面对即将来临的告别。

    一天，他们坐在树墩子上的时候，吴拉姆问：“你有没有和女孩子好过，阿德尔？”

    “你的意思是”

    “对，就是那个意思。”

    阿德尔觉得自己的耳朵猛地烧了起来。一时之间，他动了撒谎的念头，可他知道会被吴拉姆识破。他嘟嘟哝哝地问：“你好过了？”

    吴拉姆点了一支香烟，给阿德尔也递了一支。这一次他接过来了，接之前瞟了一眼身后，确信卫兵没在角落里偷看，卡比尔也没决定出门。他吸了一口，马上开始了一轮漫长的咳嗽，吴拉姆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给他捶背。

    “那，你有没有嘛？”阿德尔喘着粗气，满眼是泪地问。

    “我在营里那会儿有个朋友，”吴拉姆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腔调说“他比我大，他带我去了白沙瓦的妓院。”

    他讲了这故事。那间又小又脏的屋子，赤黄色的窗帘，有裂缝的墙，仅有的一个灯泡吊在天花板上，他看见耗子嗖地一下溜过地板。屋外传来黄包车的动静，嘎啦嘎拉地在街上来来回回，小汽车呼隆呼隆地驶过。褥子上有个小女孩，拿着一盘子印度炒肉米饭，还没吃完，一边嘴里嚼着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打量他。虽然灯光昏暗，他还是看得出来，她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年龄肯定不比他大。她把馕折起来，刮净了最后几颗饭粒，把盘子往边上一推，就躺倒了，再拿指头一抹，裤子便已褪落。

    阿德尔听得神魂颠倒，心花怒放。他可从没有交过这样的朋友。吴拉姆见过的世面，比阿德尔那些年长几岁的异母哥哥还要多。那么他在喀布尔的朋友呢？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官僚和部长的子弟，过着和阿德尔大同小异的日子。吴拉姆允许阿德尔一窥他的生活，由此表明，还有另一种生存的状态，虽然饱含着苦恼，无常，艰辛，却也充满了冒险，一个与阿德尔自己的人生远远相隔的生活世界，哪怕它展现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一口痰的距离。听着吴拉姆的故事，阿德尔有时真觉得，自己的生活无趣得令人绝望。

    “所以你干了，嗯？”阿德尔问“你你知道的你把那个戳进她里面了？”

    “没。我们喝了杯印度奶茶，讨论了一番鲁米。你怎么认为的？”

    阿德尔脸红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嘛？”

    可是吴拉姆已经换了话题。他们之间的谈话常常就是这个样子，该谈什么，都由吴拉姆来选，兴趣盎然地扯出一段故事，把阿德尔圈在里面，最后他却往往没了兴致，留下那故事和阿德尔，双双吊在半空。

    现在，故事是吴拉姆开的头，他却不肯把它讲完，反而说道：“我奶奶说她丈夫，也就是我爷爷萨布尔，给她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从前这棵树。嗯，那肯定是砍倒它以前很久的事了。我爷爷讲给她听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小孩呢。故事说，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就得跪在这棵树前面，把愿望小声讲出来。如果树答应了，就会让叶子落到你头上，不多不少，正好十片。”

    “我从来没听说过。”阿德尔说。

    “那是，你不可能听说的，对不对？”

    这个时候，阿德尔才一下子明白了吴拉姆的意思。“等等。你爷爷砍了我们的树？”

    吴拉姆扭头看着他。“你们的树？这不是你们的树。”

    阿德尔呆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吴拉姆的目光死死地盯在阿德尔脸上。这是头一次，阿德尔一点儿也寻不到他朋友平时那种活泼的，标志性的坏笑，或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顽皮劲儿。他脸色变了，他表情冷了，令人惊愕地换上了一副大人样儿。

    “这是我家的树，这是我家的地，世世代代都是我们的。你爸在我们的地上盖了他的大屋。那时候在打仗，我们还在巴基斯坦。”他指了指果园。“这些？这些原来都是人们的房子，可全让你爸给推平了。他也毁了我爸在里面出生，在里面长大的家。”

    阿德尔目瞪口呆。

    “他说我们的地是他的地，然后他盖了那个”说到这儿，他冷笑了一声，用大拇指朝大院的方向一指“那个玩意儿。”

    阿德尔觉得自己隐隐作呕，心怦怦直跳。“我以为咱们是朋友。你为什么对我撒这么可怕的谎？”他说。

    “还记得我骗走你球衣的事吗？”吴拉姆两颊泛红“你当时都快哭了。别不承认，我看到了。那只是件衣服。一件衣服。想想我们全家是什么感受，大老远地从巴基斯坦回来，下了公共汽车，竟然在自己的地上看到这玩意儿。你们家那个穿紫西装的打手还命令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地上滚出去。”

    “我父亲不是贼！”阿德尔开始反击了“问问沙德巴盖瑙随便哪个人，问问他们，他为这镇子都做了什么。”他想起了巴巴江怎样在镇上的清真寺里接待民众，他席地而坐，身前放着茶杯，手拿念珠，人们一本正经地排成队，从他坐的垫子那儿，一直排到了大门口，有两手沾满泥土的男人，牙齿掉光的老太太，拖儿带女的年轻寡妇，人人都有困难，人人等着轮到自己，来求他帮忙，要一份工作，借点小钱来修屋顶，通灌渠，买奶粉。父亲边听边点头，带着无穷的耐心，好像排队的每个人都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重要。

    “是吗？那我爸的地契是从哪儿来的？”吴拉姆说“他已经上了法庭，把地契给了法官。”

    “我相信，如果你父亲找巴巴江谈”

    “你巴巴不会和他谈的。他做的事他是不会承认的。他坐在车里扬长而去，好像我们都是野狗。”

    “你们不是狗。”阿德尔说。他拼命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你们是秃鹰。跟卡比尔说的一样。我早该明白。”

    吴拉姆站起身，迈出一两步，又停下了。“只是想让你知道，”他说“我一点也没记恨你。你只是个无知的小男孩。可下一次你巴巴去赫尔曼德的时候，让他带你去工厂，看看他在那儿种出了什么。我先给你个提示。那不是棉花。”

    后来到了晚上，吃晚饭之前，阿德尔躺在放满肥皂水的浴缸里，热乎乎的。他能听到楼下电视的声音，卡比尔正在看一部老旧的海盗片。整个下午，愤怒挥之不去，将阿德尔周身洗刷，此时他却感觉，自己对吴拉姆过于粗鲁了。巴巴江曾经告诉他，不管你帮了穷人多大的忙，有时他们还是会讲富人的坏话。他们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这是避免不了的，甚至是合乎常情的。咱们千万不要责怪他们，阿德尔。他说。

    阿德尔没那么天真，他不会不知道，从本质上说，这世界就是个不公平的地方；他只需要从自己的卧室往窗外看几眼就够了。但是他想，对吴拉姆这样的人来说，承认这一真相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也许吴拉姆他们需要有人扮演罪人的角色，一个有血有肉的靶子，作为替罪羊，让他们方便地把自己的艰辛归罪于他，声讨他，责备他，迁怒于他。也许巴巴江是对的，他说了，体面的反应是去理解，而不是急于做出评判。甚至要以德报怨。看着小小的肥皂泡浮上水面，又依次碎去，阿德尔想，父亲明知道镇上有人在散布关于他的邪恶传言，可他还是建了学校，盖了医院。

    他正擦干身子的当口，母亲把头探进了浴室的门。“你下来吃晚饭吗？”

    “我不饿。”他说。

    “哦。”她进了屋，从架子上抓了条毛巾。“过来。坐下。我给你把头发擦干。”

    “我自己会擦。”阿德尔说。

    她站在他身后，眼睛通过镜子端详着他。“你没事吧，阿德尔？”

    他耸了耸肩。她把一只手放到他肩膀上，看了看他，好像在等着，等他把脸枕到她手上蹭一蹭。他没有。

    “妈，你见过巴巴江的工厂吗？”

    他注意到母亲的动作停顿了一下。“当然见过。”她说“你也见过。”

    “我说的不是照片。你亲眼见过吗？你去过那儿吗？”

    “我怎么可能？”母亲说着，对着镜子歪了歪脑袋“赫尔曼德不安全。你父亲绝不会让我，让你受到伤害的。”

    阿德尔点了点头。

    楼下大炮轰鸣，海盗杀声震天。

    三天后，吴拉姆又出现了。他快步走到阿德尔面前停下。

    “很高兴你来了。”阿德尔说“我有东西给你。”他从树墩子上拿起一件外套，自从他俩吵过架，他天天都带着这件衣服。这是件棕色的皮衣，巧克力一样的颜色，有软软的羊皮衬里，带帽兜，可以用拉锁拉上，也可以把它取掉。他把外套递到吴拉姆面前。“我穿了没几次。有点儿大。你穿应该挺合适的。”

    吴拉姆一动不动。“昨天我们搭公共汽车，到喀布尔上法院去了。”他直截了当地说“猜猜法官怎么跟我们说的？他说他有个坏消息。他说出了事故。一起小火灾。把我父亲的地契烧了。没有了。毁掉了。”

    阿德尔慢慢放下了拿着夹克的手。

    “他告诉我们，没有文件他就无能为力了。你知道这时候他手腕子上有什么吗？一块崭新的金表，我父亲上次见到他时，他还没戴着呢。”

    阿德尔目瞪口呆。

    吴拉姆飞快地瞥了一眼那件外套。这严厉的、刀子一样的目光，明摆着要让人羞愧难当。奏效了。阿德尔畏缩了。他感到手中这件衣服正在变化，从和平的赠礼变成行贿的脏物。

    吴拉姆转过身，急不可耐地走向大路，步子飞快而匆忙。

    巴巴江回来以后，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开了个派对。阿德尔挨着父亲坐在首席，地板上铺了一大块布，用来摆放饭菜。巴巴江有时候更喜欢席地而坐，空手抓东西吃，特别是他见到圣战时期的朋友时。让我想起钻山洞的那些日子。他打趣说。女人们坐在餐厅的桌边，拿着刀叉用餐，阿德尔的母亲坐首席。阿德尔听到她们叽叽呱呱，回荡在大理石的墙壁之间。其中有个女人屁股肥厚，长长的头发染成红色，已经订了婚，准备嫁给巴巴江的一个朋友。晚饭前，她曾拿着数码相机，给阿德尔的母亲看照片，那是他们去迪拜时在婚纱店里拍的。

    饭后喝茶的时候，巴巴江讲了个故事，当年他的队伍伏击过一支苏军小分队，以阻止苏联人向北进犯谷地。人人侧耳细听。

    “他们一进伏击圈，”巴巴江说，一只手心不在焉地摩挲着阿德尔的头发“我们就开了火。我们击中了领头的车，接着又揍了几辆吉普。我本来以为他们会撤出战斗，要不就想法冲出包围，可这帮婊子养的不走了，下了车，朝我们射击。你能相信吗？”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语。好多脑袋在摇晃。阿德尔知道，屋里的男人至少有一半是从前的圣战游击队员。

    “我们人比他们多，差不多三个打一个，可他们有重武器，所以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进攻我们在这果园里的阵地。很快就把大伙打散了。我们开始逃命。我和这家伙，他叫穆罕默德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我俩一起跑。我们前后脚跑进了一块葡萄地，不是那种搭架子、捆铁丝的葡萄，而是直接在地里爬出来的那种。到处都有子弹在飞，我们只顾着逃命，突然我俩绊了一跤，全摔倒了。我马上爬起来接着跑，可那个穆罕默德什么的没影了。我转过身，大声叫着：‘快他妈起来，你这驴屌！’”

    巴巴江稍作停顿，来增加戏剧性效果。他把手蜷起来，挡在嘴前，憋住笑。“然后然后他突然蹦了出来，撒丫子就跑。你猜怎么着？这发了疯的婊子养的两只臂弯里抱着满满的葡萄！一个手里一堆！”

    哄堂大笑。阿德尔也笑了。父亲抚弄着他的后背，又把他拉近。有人开始讲别的故事，巴巴江伸手去够放在盘子边上的香烟，可他根本没机会把烟点着，因为突然之间，房子里有个地方的玻璃碎了。

    餐厅里传来女人们的尖叫。某种金属的器具，也许是叉子或黄油刀，响亮地掉在大理石上，当的一声。男人们一下子站起身。阿兹马赖和卡比尔跑进了房间，他们已经拔出了手枪。

    “大门方向过来的。”卡比尔说。话音未落，又一块玻璃碎了。

    “您别动，司令官，我们去看看。”阿兹马赖说。

    “扯他妈蛋。”巴巴江咆哮着，人已经在往外冲了。“我是不会在自己家里做缩头乌龟的。”

    他走向门厅，身后跟着阿德尔、阿兹马赖、卡比尔，以及所有的男宾。阿德尔一边走，一边看着卡比尔抓起了一根铁棍，那是到了冬天，他们生炉子拨火用的。阿德尔也看见了母亲，她跑过来赶上他们，她脸色苍白，形容慌乱。大伙刚到门厅，一块石头就飞进了窗户，玻璃砸碎了一地。那个红头发女人，那个待嫁的新娘，尖叫起来。屋子外头，有人在嚎叫。

    “他们怎么过的门岗？”阿德尔身后有人说。

    “司令官，不！”卡比尔大叫。但是阿德尔的父亲已经打开了大门。

    灯光昏暗，可这是夏日，天空仍然一片灰黄。阿德尔看见，在远远的地方，有一小簇、一小簇的灯光，那是沙德巴盖瑙的百姓全家围坐，吃着晚餐。铺展在天际线的群山已经暗了，很快，夜就将填满所有的虚空。但黑暗是不够的，现在还不够，没有办法包覆那个老汉。阿德尔看见他站在大门的台阶下，两手各抓着一块石头。

    “带他上楼。”巴巴江回过头，吩咐阿德尔的母亲。“快！”

    阿德尔的母亲抓着他的肩膀，带着他走上楼梯，穿过走廊，进了她和巴巴江的卧室。她把门关上，锁住，拉上窗帘，打开了电视机。她把阿德尔拉到床边，两人一起坐下。屏幕上有两个阿拉伯人，穿着长长的库尔塔衬衫，戴着针织的小帽，正在摆弄一辆大脚车。

    “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阿德尔问。他止不住地哆嗦着“妈妈，他要对他做什么？”

    他仰起脸，望着母亲，只见她脸上飘过一片阴云，他突然知道了，他马上就知道了，接下来不管从她嘴里说出什么，都不能相信。

    “他会和他谈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道“他会讲道理，不管外面那个人是谁。你父亲总是这样做的。他和人讲道理。”

    阿德尔摇了摇头。他现在哭起来了，呜呜咽咽。“他要做什么呀，妈妈？他要对那老头做什么？”

    母亲不停地说着同样的话，谁也不会有事的，一切都会好的，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可是她越这样说，他哭得就越厉害，最后，他哭尽了力气，然后就伏在母亲腿上睡去了。

    刺杀未遂，前指挥官安然无恙。

    阿德尔在父亲的书房里，在父亲的电脑上读了这篇报道。文章形容刺杀是“凶恶的”刺客是从前的难民“涉嫌通谋塔利班。”文章的中间部分引述了阿德尔父亲的话，他说他担心家人的安全。特别是我无辜的小儿子。他说。文章没有披露刺客的名字，对他的下场也只字未提。

    阿德尔关掉了电脑。他不该用它的，他还私闯禁地，进了父亲的书房。一个月之前，这两样他哪一样也不敢做。他拖着脚走回自己的房间，躺到床上，拿一个旧网球往墙上一下下地丢着。砰！砰！砰！没过多久，母亲就从门外探头进来，先是请他，既而吩咐他住手，可他不听。她在门口磨蹭半晌，终究还是黯然离去。

    砰！砰！砰！表面上看，一切都没变。若将阿德尔每天的起居做个记录，就会发现他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仍然在同一时间起床，洗漱，和父母一起吃早餐，上家庭教师的课。此后，他吃午饭，然后花上整个下午躺着，和卡比尔看片子，要不就玩电子游戏。

    但是一切都不同了。吴拉姆为他撞开了门，把他推出去的却是巴巴江。静止在阿德尔心里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阿德尔觉得，仿佛一夜之间，他便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辅助性的感知能力，可以让他感知以前完全感知不到的事情，那些经年累月、近在眼前的事情。比方说，他看到了母亲怎样把秘密深藏在心底。当他注视着母亲，那些秘密简直形同微澜，浮荡在她脸上。他看到她一次又一次拼命努力，对他隐瞒她所知道的一切，她锁闭，隔离，严密看管的一切，正像他们两人深锁在这大大的宅院里一样。他第一次把父亲的房子视为丑恶与侮辱的象征，一座为不公不义建造的纪念碑，私下里，所有人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不公与不义。从人们对他父亲的趋附逢迎里，他看到了恫吓，恐惧，这才是他们表露出尊敬与顺从的真正基础。他想，吴拉姆将为他这一次的顿悟感到骄傲。有生以来第一次，阿德尔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支配着自己人生的强势力量。

    还有，还有那些在一个人内心深处剧烈冲撞的真相。不仅他父亲如此，他母亲如此，卡比尔如此。

    他自己的内心也一样。

    从某些方面来看，最后这个发现也是最让阿德尔感到意外的。现在他知道父亲做过的事——最初是以圣战的名义，后来如他所说，是“靠牺牲换来的合理回报”——这些事情暴露出的真相让阿德尔头晕目眩。至少一段时间如此。石头破窗而入的那个夜晚之后，有些天里，只要父亲一进屋，他便开始感到胃痛。每当他发现父亲对着手机吼叫，或者只是听到他在浴缸里哼着小曲，他都会觉得脊背发麻，喉咙发干，痛苦莫名。父亲睡前亲他的时候，阿德尔的本能反应是躲开。他做噩梦。他梦见自己站在果园边上，注视着树林里的棒笞，铁棍起起落落的光华，铁器击打肉与骨的声响。他从这些梦里醒来，带着锁在胸腔里的一声悲号。随时随地，哀哭发作，如肋骨受到重击。

    可是。

    可是。

    还有别的事情发生。新的认知没有从他脑中消逝，却慢慢找到了伙伴。另一种认知出现了，对抗着如今贯通他身心的意识疾流，它没有取代前者，它只是要求共处的空间。阿德尔意识到了它的觉醒，这是他另外的部分，也是更令他困扰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部分将逐渐地，难以察觉地接受这个新的身份，但此时此刻，它还像湿透的毛衣，让他感到刺痛。阿德尔终于看到，他或许会像母亲那样逆来顺受。起初，他一直生母亲的气，现在他有了更多的宽容。她的逆来顺受也许是出于对丈夫的恐惧，也可能是她过上奢华生活的条件。但阿德尔怀疑，最有可能的是，她之所以逆来顺受，是出于和他相同的原因：因为她不得不认命。有什么选择呢？阿德尔无法逃离自己的生活，正像吴拉姆也逃不出自己的生活一样。人们会学着忍受最难以想像的东西。他也会。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母亲。这是他的父亲。这就是他，哪怕他始终对此茫然不解。

    阿德尔知道，他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爱他父亲了，以前他会蜷缩在父亲粗大的臂弯里，幸福地睡去。如今这已变得难以置信。可他会学着再次爱上他，即便到了现在，爱已经成了一种不同的、更复杂、也更棘手的事情。阿德尔几乎可以感到，他正在一跳又一跳地越过童年。很快，他就会长大成人。而等他长大的时候，一切都将无法回头，因为成年，就像他父亲说起身为战争英雄时所讲的那样：一日为雄，至死为雄。

    夜里躺在床上，阿德尔想，总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或后天，他会走出家门，走到磨坊那边的野地里去，吴拉姆告诉过他，他们全家就住在那儿。他想，他将发现那块地已经空了。他将站在路边，想像着吴拉姆和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们，他的奶奶，想像着这一家老小散乱成行，拖着用绳子捆扎的家什，一步一步，走在乡间小路尘土飞扬的路肩上，寻找着可以落脚的地方。吴拉姆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了。他将不得不做工。他将耗尽青春，给运河清污，挖沟，打砖，下田收割。渐渐地，吴拉姆将加入到那些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变成他们的一员。阿德尔见过很多这样的男人，见过他们扶犁而立。

    阿德尔想，他将在那块地里站上一会儿，看着丘陵和群山的巨影慢慢笼盖新沙德巴格。然后他想，他将把手伸进衣袋，拿出某一天他走过果园时发现的东西，一副眼镜的左半边，折断于鼻梁上的托架，镜片碎如蛛网，血在镜腿上干结成壳。他将把这破碎的眼镜丢进沟里。阿德尔遥想着，当他转过身，走回家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将是宽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