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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2月

    编者按语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5页

    亲爱的读者:

    五年前,本季刊开始发表专访,介绍一批鲜为人知的诗人,当时未曾料到他们会大受欢迎。许多读者要求我们再接再厉,诚然,是诸位热情的来信铺就了道路,让专访成为了视差年年都有的传统。如今对本刊的特约记者而言,这些人物特写同样深得他们本人的喜爱。特写引起了对某些重要诗人的发现或重新发现,促成了对其作品迟来的评价。

    然而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期杂志笼罩在一片阴云之下。本季力推的艺术家乃阿富汗诗人妮拉瓦赫达提,去年冬天在巴黎附近的小城库尔贝瓦,她接受了艾蒂安布斯图勒的采访。瓦赫达提夫人给予布斯图勒先生的回答,实乃我们历年所刊采访中最为坦率的一篇,其诚实足以令人屏息,相信读者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就在采访后不久,我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得知了她过早死亡的噩耗。她必将受到诗歌界的怀念。

    她身后遗下一个女儿。

    很神秘,时间赶得真巧。电梯门叮当一声,恰好此时,一秒都不差,电话铃也响起来了。帕丽能听到铃声,因为电话就在于连的公寓里,走廊很窄,灯光黯淡,他的公寓把着头,紧挨着电梯。凭直觉,她知道是谁打来的。再看于连的表情,他也知道。

    于连已经迈进了电梯。“让它响着吧。”他说。

    在他身后,是楼上那个冷淡的红脸膛女人,正不耐烦地瞪着帕丽。于连管她叫“母山羊”因为她下巴上有一撮毛,跟山羊一样。

    他说:“走吧,帕丽。咱们已经晚了。”

    他订了七点钟的位,地点是十六区的一家新餐馆,因为红烧鸡肉、红衣主教鱼排1、小牛肝配雪梨酒醋,已经小有口碑。他们要去见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于连在大学里——学生时代,不是任教以后——的两个老友。他们应该在六点半碰面,喝开胃酒,可现在已经六点一刻了,还得步行到地铁站,坐到米埃特,然后再走六个路口,才能到餐馆。

    电话铃一直在响。

    山羊女咳嗽了一声。

    于连说:“帕丽?”这一次他的语气更坚决了。

    “可能是妈芒。”帕丽说。

    “是,我知道。”

    虽然不合情理,可帕丽还是觉得,妈芒专门挑了这个时间打来电话,以其无穷无尽的戏剧天赋,把她拖进这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跟于连进电梯,要么接她的电话。

    “可能有重要的事。”她说。

    于连叹了口气。

    电梯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他靠到走廊墙上,双手深深插进军装式风衣的口袋,一时之间,他恍如梅尔维尔警匪片中的角色。

    “我一分钟就好。”帕丽说。

    于连投以怀疑的一瞥。

    于连的公寓很小。只需六步,她便急急穿过了门厅和厨房,坐到床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他们只放得下孤零零的一个床头柜。但这儿的视野堪称壮观。现在下着雨。如果是晴天,她从朝东的窗户望出去,就能看到十九区和二十区的大部分景致。

    “喂,你好?”她对着话筒说。

    电话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晚上好。是帕丽瓦赫达提小姐吗?”

    “您是哪位?”

    “您是妮拉瓦赫达提夫人的女儿?”

    “是的。”

    “我是德劳内大夫,我要讲的是您母亲的事。”

    帕丽闭上眼睛。内疚的感觉短暂地一闪,然后便被习惯性的恐惧压服。她以前接到过这种电话,次数太多了,现在数也数不清,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其实在那之前便已有过,那次是小学五年级,地理考试进行到中途,便被老师打断,她领她出了门,到走廊里,悄悄跟她解释发生了什么事。这些电话对帕丽来说太熟悉了,可是不断地重复并未让她变得满不在乎。每接到一个电话,她都会想,这一次,就这一次了。可每一次挂断之后,她都会急匆匆地赶到妈芒身旁。于连总是用经济学术语对帕丽说,如果她切断注意力的供给,那么对它的需求或许会随之消失。

    “她出了事故。”德劳内大夫说。

    帕丽站在窗边,等医生向她说明情况。她用手指绕着电话绳,再把它松开。医生详细讲了她母亲的就医情况,她前额破了,缝了针,打了破伤风作为预防,用双氧水清洗过,抹了外用抗生素,做了包扎。帕丽的心绪忽然回到了十岁那年,有一天她放学回家,在厨房桌子上发现了二十五法郎和一张手写的便条。我和马克去阿尔萨斯了。你认得他。过两天就回。乖。不要熬夜!我爱你。妈芒。帕丽当时站在厨房里浑身发抖,两眼含泪,对自己说,两天不算太长,也不算太坏。

    大夫问了她一个问题。

    “对不起?”

    “小姐,我问的是您能不能过来接她回家?伤势不重,您知道的,可她最好别一个人回去。要不然我们替她叫辆出租车也行。”

    “不,不用了。我半小时后就到。”

    她坐到床上。于连一定会生气,也许还会在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面前觉得难堪,他好像非常在乎他俩的看法。帕丽不想去走廊里面对于连,也不想去库尔贝瓦面对母亲。她宁愿躺下,听狂风吹着子弹一样的雨滴,狠狠敲打着玻璃,然后睡去。

    她点了支香烟。于连走进了房间,在她身后说:“你不去了,是吗?”她没有回答。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3页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样说来,我想您实际上一半是阿富汗人,一半是法国人?

    妮拉瓦赫达提:我母亲是法国人,是的,她是巴黎人。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她在喀布尔遇见了您父亲。您出生在那儿。

    妮拉瓦赫达提:对。他们1927年在喀布尔认识的。在王宫举办的一次正式晚宴上。我母亲陪着她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他奉派前往喀布尔,为阿马努拉国王的改革做顾问。您了解阿马努拉国王吗?

    我们坐在妮拉瓦赫达提家的客厅里。这是一间小公寓,位于一座住宅大楼的第三十层。小城名叫库尔贝瓦,就在巴黎西北郊。房间很小,灯光昏暗,没有太多的装饰,仅有一张沙发,铺着番红花颜色的软垫,一张咖啡桌,两个大书架。她背对窗户坐着,窗子敞开着,好让烟散出去。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依妮拉瓦赫达提所述,她今年四十四岁。她是个极具魅力的女人,即便美貌的巅峰已过,却只是稍有减损。高高的,也是高贵的颧骨,好皮肤,细腰。她有一双聪颖而饱含风情的眼睛,目光犀利,从中可以同时感觉到评判,试探,吸引和挑逗。我认为,这双眼睛仍然可以称得上一副令人敬畏的诱惑工具。她没化妆,只涂了口红,不过蹭跑了一点,零落在唇线之外。她头上包了一块印花的方巾,穿一件褪色的紫衬衫,工装裤,没穿袜子,也没穿鞋。虽然刚到上午十一点,她却开了一瓶霞多丽,根本没有冰过。她友好地问我要不要喝一杯,我谢绝了。

    妮拉瓦赫达提:他们有过很多国王,他是最好的。

    我发现,她这句话在代词的选择上很有意思。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们?”您不认为自己是阿富汗人吗?

    妮拉瓦赫达提:可以这么说,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妮拉瓦赫达提:如果他成功了,我说的是阿马努拉国王,我可能会给您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请她做些解释。

    妮拉瓦赫达提:是这样的,国王有天早晨一醒过来,就宣布计划,要重塑国家,如果有必要,扒房牵牛,哭爸喊娘也在所不惜,一定要建成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国度。藉着真主!他说。其中一项就是不许再戴面纱。您想想,布斯图勒先生,在阿富汗,妇女竟然会因为穿布卡而遭到逮捕!等他妻子索拉雅王后脸上没有遮盖,就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又是什么反应呢?哦啦啦2。毛拉们肚子里的气啊,完全可以把一千艘兴登堡飞艇吹上天。一夫多妻也不行了,他说的。这可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您知道,历代国王的后宫粉黛足以组成一个个军团,国王们马不停蹄地做父亲,大部分孩子都没正眼瞧过。他宣布,从此以后,男人不能强行娶你们为妻,新娘父亲也不准收聘礼,勇敢的阿富汗妇女啊,童婚也被禁止了。还有一项:你们全都得上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看他是个空想家。

    妮拉瓦赫达提:或者是个傻瓜。我一向认为这种路线危机四伏,难以维系。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后来怎么样了?

    妮拉瓦赫达提:不出所料,下场很惨,布斯图勒先生。圣战来了,毫无疑问。他们宣布对他发动圣战,那些毛拉们,部落的头人们。想像一下一千只拳头高高举起的样子吧。您瞧,国王挪动了大山,可他陷入了狂热分子们的汪洋大海,您也很清楚海床一旦摇晃起来会发生什么,布斯图勒先生。大胡子们的叛乱就像海啸一样,猛烈地扑向可怜的国王,把他卷起来,让他在波峰浪谷间无助地颠簸,然后把他甩出去,抛到印度的海岸上,再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瑞士,到了那儿,他才从污泥中爬出来,慢慢成了个流亡的老头子,在破灭的幻想中死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个新生的国家呢?我猜它并不符合您的要求。

    妮拉瓦赫达提:反过来说同样成立。

    艾蒂安布斯图勒:所以您在1955年来了法国。

    妮拉瓦赫达提: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只是因为她们过着艰辛的生活,而那些在远方推崇她们的人,自己却连穿着鞋走一天都无法忍受。这样的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欲火被熄灭,梦想被抛弃,可是最糟糕的,布斯图勒先生,如果您遇见这样的女人,她们还会露出微笑,假装自己根本不曾有过疑虑。仿佛她们过着人人艳羡的生活。可是您靠近一些看,就会看到她们无助的样子,看到绝望,看到它如何证明她们的好心情都是表演,都是虚伪的谎言。真可悲啊,布斯图勒先生。我不想在女儿身上看到这些。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在想,她能理解这些吗?

    她又点了一支烟。

    妮拉瓦赫达提:唉,孩子们永远都不会事事如你所愿,布斯图勒先生。

    到了急诊室,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护士指示帕丽在挂号台等着。旁边有个带脚轮的文件架,堆满了剪贴簿和记录纸。帕丽感到吃惊,竟然有人自愿耗去青春岁月接受培训,到头来只是为了一份把他们放到这种地方的职业。她真是不能理解。她憎恶医院。她讨厌看到状况糟糕的人,讨厌病恹恹的气味,吱吱嘎嘎的轮床,挂着单调画片的走廊,天花板上接连不断的广播寻呼。德劳内大夫比帕丽预想的要年轻。他鼻子细长,薄嘴唇,密密实实的金色卷发。他带她走出急诊室,穿过两扇弹簧门,进了大走廊。

    “您母亲来的时候,”他用一种神秘兮兮的口气说“醉得相当厉害您好像并不意外。”

    “对。”

    “有些护理人员也不吃惊。她们说她是这儿的常客。我是新来的,所以当然了,以前从来没见过令堂。”

    “她严重吗?”

    “她脾气非常不好。”他说“还有,我觉得她非常戏剧化。”

    两个人同时咧嘴笑了一下。

    “她会没事的吧?”

    “从目前来看是的。”德劳内大夫说“可是我必须提出建议,非常严肃的建议,她得把酒减下来。这一次她很幸运,可下一次就难说了。”

    帕丽点点头。“她人在哪儿?”

    他带她回到急诊室,转过拐角。“三床。我很快就把出院手续拿过来。”

    帕丽谢了他,走到母亲床边。

    “嗨,妈芒。”

    妈芒疲倦地笑了笑。她头发乱糟糟的,袜子一样一只,额头用绷带包扎过了,左腕上连着静脉注射管,无色的液体滴落。她身上的病号服穿得不对,没有系好,前襟敞着口,帕丽能看到一小段母亲剖腹产后留下的疤,一条纵向的粗线,颜色很深。几年前她问过母亲,为什么她这道疤与惯例不同,不是横切出来的,妈芒解释说,大夫当时说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可她想不起来了。重要的是,她说,他们把你掏出来了。

    “我毁掉了你的夜晚。”妈芒低声说。

    “因为你出事了。我来接你回家。”

    “我可以睡上一个星期。”

    她慢慢合上了眼,不过仍然在用一种倦怠、困顿的声音说着话。“我坐着看电视来着。我饿了。我进了厨房,想找点面包,橘子酱。我滑倒了。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踩到什么了,可我摔倒的时候,头打到了烤箱的门把手。我想我昏迷了一分钟,也许两分钟吧。坐下,帕丽。你像个鬼影。”

    帕丽坐下了。“医生说你喝了酒。”

    妈芒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虽然频繁光顾医院,可她对医生的反感有增无减。“那个小屁孩?小流氓。他懂什么?嘴里还留着他母亲的奶头味儿。”

    “你老开玩笑。只要我一提这事。”

    “我累了,帕丽。换个时间再骂我吧。老虎凳想跑也跑不掉。”

    她很快就睡着了。打着呼噜,毫无魅力可言,她只有烂醉之后才这样。

    帕丽坐在床边的凳子上,等着德劳内大夫,想像着于连坐在灯光昏暗的桌边,菜单拿在手里,向波尔多高脚杯对面的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着这场危机。他刚才提出要陪她来医院,可这话说得更像是敷衍,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不管怎么说,让他来这儿都不是个好主意。如果德劳内大夫觉得在此之前,他已经见识了戏剧化尽管如此,就算他不能陪她过来,帕丽也希望他不要自顾自地去吃晚饭。可他去了。她现在仍然觉得有点惊讶。他满可以跟克里斯蒂安和奥雷莉解释一下。大家可以另挑一个晚上,换一下订座的时间。可于连去了。这不只是粗心的问题。不。这样做是怀着恶意的,是存心的,是拿刀子伤人。他有这能力。帕丽可不是才明白过来。最近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还有这方面的偏好。

    妈芒第一次遇见于连,也是在急诊室,跟这一间可不一样。那是十年前了,是1963年,帕丽十四岁的时候。他开车送一个偏头疼发作的同事过来。妈芒领着帕丽。那一次帕丽是病人,在学校的体操课上,她扭伤了脚踝,伤得很厉害。帕丽躺在轮床上,于连拉了把椅子进房间,便和妈芒聊上了。帕丽现在想不起来他们俩当时都谈了什么。她只记得于连说:“帕丽——那不就是巴黎吗?”3然后是妈芒那百说不厌的回答:“不,没那个s。波斯语里是‘仙女’的意思。”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一个雨夜,他们约了于连吃晚餐,地点是圣日耳曼大街边上的一间小酒馆。此前在家里,妈芒演示了一番什么才叫磨磨蹭蹭。她拿不定主意要穿什么,最后终于决定下来,崧蓝色的裙子,配紧身围腰,戴晚装长手套,尖头的细高跟鞋。甚至进了电梯,她还在问帕丽:“没那么杰姬4对吧?你觉得呢?”

    大家饭前先抽烟,三个人都抽,妈芒和于连还拿特大号的磨砂玻璃杯喝啤酒。等两人都喝完,于连又要了两大杯,还有第三轮呢。于连穿着白衬衫,打领带,方格子的晚装西服,一个有教养的男人,彬彬有礼,收放自如,时而轻松微笑,时而放声大笑。此前在急诊室昏暗的灯光下,帕丽都不曾注意,他只在鬓角有少许花白,她估计他的年纪和妈芒不相上下。他通晓时事,津津乐道于戴高乐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否决。出乎帕丽的意料,这些话题在他讲来倒也不失有趣。妈芒问到了,他才交底,说他已经开始在索邦教经济学了。

    “做教授?非常迷人。”

    “噢,才没有呢。”他说“改天你来听听课,马上就能把这种看法扳过来。”

    “没准儿我真去。”

    帕丽能看出来,妈芒已经喝高了。

    “没准儿哪天我偷偷溜进去,看你育人。”

    “育人?你可真没忘我是教经济理论的,妮拉。你要真来的话,就会发现学生们拿我当笨蛋。”

    “呃,这我可不信。”

    帕丽也不信。她猜测,肯定有大把的学生想和于连睡觉。在餐桌上,她小心翼翼,免得让人发现她在看他。他有一张典型的黑色电影里的脸,一张最适合拍黑白片的脸,活动百叶窗把一条条平行的暗影铺在他脸上,香烟一缕,从他脸旁袅袅而上。还有一缕头发,像个圆括号,精准地搭落在他的眉梢,非常优雅——也许过于优雅了。虽然这缕头发实际上只是未经计算掉下来的,可帕丽注意到,他就是不肯抬抬手,把它整理妥帖。

    他问起妈芒开的小书店。它位于塞纳河对岸,阿尔科勒桥的另一头。

    “你有爵士乐的书吗?”

    “有啊。”妈芒说。

    屋外雨声高亢,小酒馆也愈发喧闹。跑堂的给他们端来奶酪泡芙和火腿烤串,妈芒和于连随即展开了冗长的讨论,涉及巴德鲍威尔、桑尼斯蒂特、迪齐吉莱斯皮,以及于连深以为爱的查理帕克。妈芒告诉于连,她更喜欢切特巴克和迈尔斯戴维斯的西岸爵士,他听过几分蓝调5吗?帕丽没想到妈芒这样喜欢爵士,对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家如此熟悉。她受到了打击,这可不是第一次了,她既感到像小孩子一样对妈芒的崇拜,同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她对自己的母亲并没有完全了解。有一件事倒不让人吃惊,那就是妈芒对于连既轻松随意,又技艺精湛的引诱。妈芒干起来得心应手。在吸引男人的注意力上,她向来不会觉得力不从心。对男人们,她总是狼吞虎咽。

    帕丽看着妈芒,看她娇声低语,被于连的笑话逗得咯咯直乐,看她歪起脑袋,心不在焉地捻着一缕头发。她又一次感到惊奇,全因妈芒如此年轻,如此美丽。虽说她身为母亲,却只比她大二十岁。她长长的黑发,饱满的胸,摄人魂魄的眼睛,脸上散发出古典王族迫人的辉光。更让帕丽惊奇的是,她和妈芒的相似之处竟然如此之少,自己长了一双严肃而无神的眼睛,长长的鼻子,笑起来就看得见齿缝,还有这对小乳房。但凡她也有美貌可言,也只是最朴素、最凡尘的那种美。待在妈芒身边,帕丽总会想到,自己这副模样只配得上普普通通的布衣。偶尔,是妈芒让她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那层意思总是隐藏在恭维之辞的特洛伊木马里。

    她会说,你很幸运,帕丽。你不必太努力工作,就能让男人们认真地对待你。他们一定会重视你的。太漂亮,只会把事情搞砸。她大笑起来。噢,听我说。这可不是我的经验之谈。当然不是了。只是观察。

    你在说我不漂亮。

    我在说你别老想着漂亮。再说了,你蛮可爱的,这就够好的了。我向你保证,亲爱的。甚至更好。

    帕丽相信,她也不太像父亲。他是个高个子,面容严肃,大脑门,尖下巴,薄嘴唇。在自己的房间里,帕丽留了几张父亲的照片,出自她在喀布尔家里度过的童年时代。1955年,也就是妈芒和她搬到巴黎的时候,父亲病倒,没过多久就死了。帕丽常常看着父亲的旧照,特别是他们俩——她和父亲的那张黑白合影,他们站在一辆老式美国汽车前,父亲靠着汽车的挡泥板,把她搂在怀里,两个人都在微笑。她记得有一次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往衣橱上画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父亲让她给一只猴子涂颜色,抓着她的手,一笔一画,耐心地教她。

    看着照片上父亲的脸,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那种感觉在帕丽心头再度升起。从记事的时候起,她一直都有这种感觉,这种在她的生活中,某种东西或某个人缺失的感觉,对她自身的存在来说,缺失的东西或人又是不可或缺的。有时候,这种感觉朦朦胧胧,像一个信号,穿越了晦暗的小径和浩瀚的荒野,化作收音机里一声细弱的呼叫,遥远而飘忽不定。还有些时候,这种缺失的感觉却是那样清晰,那样亲密,仿佛触手可及,让她的心猛然沉落下去。比如两年前在普罗旺斯,帕丽看到农屋前有棵大橡树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杜伊勒里公园,她看到有个年轻的母亲拉着红色的玩具车,车里坐着她儿子。帕丽想不明白。她曾经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土耳其中年男子突然陷入了深度抑郁,而就在此时,他完全不知道有过的双胞胎兄弟正划着独木舟,在亚马逊雨林中漂流,致命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要想清晰地反映她的感受,这件事是最接近的。

    她曾和妈芒谈过。

    好了,我亲爱的,这没什么神秘的。妈芒说。你想你父亲了。他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了。你有这种感觉也很自然。肯定是这么回事。到这儿来。亲妈芒一下。

    妈芒的回答完全合理,可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帕丽的确相信,如果父亲还活着,还和她在一起,她会感觉更加充实。可她明明记得,就算她小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喀布尔的大宅子里,她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吃完菜不久,妈芒暂时告退,去了酒馆的洗手间,于是帕丽有了几分钟的时间,单独和于连在一起。他们谈起了帕丽一星期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让娜莫罗在片中扮演赌徒,他们还谈了谈学校和音乐。她讲话的时候,他把胳膊肘放到餐桌上,朝她凑近了一些,全神贯注地听着,又是微笑,又是皱眉,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她。这是表演,帕丽告诉自己,全都是他装出来的。油滑的行为,他专门做给女人看的,现在就在做,当场就做了,想和她调调情,拿她找乐子。然而,在他不屈不挠的注视下,她难以自禁地脉搏加快,小腹一阵紧似一阵。她发现自己正在用一种矫揉造作,假装世故的可笑腔调讲话,一点也不像她正常说话的样子。她知道自己正在这样做,却停不下来。

    他告诉她,他结过一次婚,时间很短。

    “真的?”

    “几年前的事。我三十岁的时候。那会儿我住在里昂。”

    他娶过一个比他大的女人。婚姻没法持续,因为她对他有着非常强烈的占有欲。此前妈芒还在桌上的时候,他没透露过这些。“老实说,那是一种肉体上的关系。”他说“那完全是性。她想占有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看着她,露出一丝咄咄逼人的微笑,小心翼翼地揣度着她的反应。帕丽点了支香烟,努力不动声色,就像芭铎一样,就像成天都有男人对她讲这种事情。可是心里头呢,她正在颤抖。她知道,一种小小的背叛行为已经在餐桌上付诸实施,有点儿像偷食禁果,不是完全无害,但绝对惊心动魄。妈芒回来了,重新梳过头,补了口红,他俩鬼鬼祟祟的时刻便戛然而止。对妈芒横插一杠,帕丽忽然生出些怨愤,但立刻便被悔恨压服。

    大约一周之后,她再次见到了他。那是早晨,她拿着一大碗咖啡,正要去妈芒的房间。她发现他就坐在妈芒床头,正在戴手表。她没想到他过了夜。她在走廊里,透过门缝瞅见他。她站在那儿,在地上生了根,碗拿在手中,嘴里就像吞进了一团干泥巴。她看着他,他背上的皮肤毫无瑕疵,肚腩微微鼓凸,两腿中间黑糊糊的,一部分挡在凌乱的床单下。他扣好手表,从床头柜上拿起香烟,点着了,然后漫不经心地把目光甩给她,好像始终知道她就在那儿。他朝她默默一笑。后来妈芒在淋浴间里说了句什么,帕丽赶快转身走掉。她竟然没被咖啡烫着,真是奇迹。

    在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妈芒和于连成了情人。他们常常去看电影,去博物馆,也去小画廊,那里展出的作品往往出自没什么名气的画家,顶着外国名字,正在奋斗。一个周末,他们驾车去了阿卡雄的海滩,就在波尔多附近,回来时带着晒黑的脸和一箱红酒。于连带她参加大学教员的活动,妈芒请他出席书店里的作家朗读会。一开始帕丽还跟着——于连要她去,似乎是为了取悦妈芒——没过多久她就开始找借口待在家里。她不愿意去,也不能去。去了就难以忍受。她说她太累了,要不就说她感觉不舒服。她说她要去朋友科莱特家学习。从二年级开始,科莱特就成了她朋友。她是个干瘦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留着软塌塌的长头发,鼻子好像乌鸦嘴。她喜欢让人瞠目结舌,老说一些离谱的、恶心的事情。

    “我敢打赌他很失望。”科莱特说“因为你没跟他们一起出去。”

    “嗯,就算他失望,他也没表现出来。”

    “他不会表现出来的,对吗?让你妈怎么想?”

    “想什么?”帕丽问。尽管她知道,她当然知道,可她想听人说出来。

    “想什么?”科莱特的语气变得既会心,又兴奋“想他和她在一起是为了得到你。你才是他想要的。”

    “好恶心。”帕丽说,心里一阵乱跳。

    “也许你们两个他都想要。也许他喜欢大家挤一个床。要是这种情况,我想请你替我也美言几句。”

    “讨厌死了,科莱特。”

    有时,妈芒和于连出去的时候,帕丽便在走廊里脱掉衣服,看着大镜子里的自己。她挑剔着自己的身体。太高了,她想,太不匀称了,太太实用了。妈芒的魔鬼曲线完全没有遗传给她。有时她就这样光着身子,走进她母亲的房间,躺到床上,她知道这是妈芒和于连做ài的地方。帕丽躺在那儿,一丝不挂,闭着眼,心脏猛烈捶击,迷醉于意乱神迷,有种嗡嗡的感觉荡漾开来,席卷了她的胸,她的腹,一直向下。

    结束了,理所当然。他们结束了,妈芒和于连。帕丽得到了解脱,但并不吃惊。男人们到了最后,总是让妈芒失望。他们永远都会变成不完美,悲惨地告别她为他们圈定的无论什么理想形象。以欢乐和热情开始,总是结束于轻易的指责和恶毒的语言,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哭泣,摔锅砸碗,然后全然失控。高潮迭起的大戏。妈芒就是不能在没有过度的情况下开始,或者结束一段恋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不出所料,妈芒会发现,孤独突然有了好味道。她待在床上,睡衣外面套旧棉服,变成公寓里一个疲倦、消沉、闷闷不乐的人形。帕丽知道,别理她。她的安慰和陪伴统统不受欢迎。沮丧的心境通常会持续几个星期,跟于连这一次则远为长久。

    “噢,他妈的!”妈芒现在说话了。

    她正要从床上坐起来,医院的病号服仍然穿在身上。德劳内大夫已把出院证明给了帕丽,护士正在帮妈芒取下胳膊上的静脉注射管。

    “怎么了?”

    “刚想起来。过几天我有个采访。”

    “采访?”

    “一份诗歌杂志的人物特写。”

    “太好了,妈芒。”

    “他们还要给文章配张照片。”她指了指自己额头上缝合过的伤口。

    “我敢保证,你一定能找到漂亮的办法把它挡住。”帕丽说。

    妈芒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开。护士猛地拔出了针头,只见妈芒脸上抽搐了一下,朝那女人吼了一句,既不中听,也没必要。

    阿富汗夜莺节选

    ——妮拉瓦赫达提访谈录

    作者:艾蒂安布斯图勒

    视差第84期(1974年冬季号),第36页

    我再次环顾公寓,书架上一个相框引起了我的注意。照片上是个小女孩,蹲在野草丛生的田野里,正在全神贯注地捡东西,也许是某种浆果。她穿着明黄色的外套,扣子扣到领口,与头顶灰暗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背景里有一间石头盖的农舍,百叶窗关着,木瓦覆盖的屋顶破破烂烂。我问起这张照片。

    妮拉瓦赫达提:我女儿帕丽。和“巴黎”差不多,但没s,意思是“仙女”这张照片是我们去诺曼底的时候拍的,我们俩。我想那是1957年的事,她肯定已经八岁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她现在在巴黎吗?

    妮拉瓦赫达提:她在索邦学数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很骄傲。

    她笑了笑,耸耸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对她的职业选择有点吃惊,因为您献身于艺术。

    妮拉瓦赫达提:我不知道她从哪儿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多难以理解的公式啊,理论啊。可我猜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了。我连乘法都不会,我自己。

    艾蒂安布斯图勒:也许这是她反叛的方式。我想您对反叛还是略知一二的。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可我是正儿八经地反叛。我又喝酒又抽烟,还谈恋爱。谁用数学来反叛呢?

    她大笑起来。

    妮拉瓦赫达提:还有,她应该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无因的反叛。我给了她可以想像的所有自由。她一无所求。她什么也不缺。她现在和别人同居。那个人年纪比她大好多,迷人到了过分的地步,博学,风趣。毫无疑问,一个狂热的自恋者,自我意识有整个波兰那么大。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不赞成。

    妮拉瓦赫达提:我赞不赞成都无关紧要。这是法国,布斯图勒先生,不是阿富汗。年轻人不必靠父辈的恩准来决定生死。

    艾蒂安布斯图勒:那么您女儿和阿富汗没有什么瓜葛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们离开的时候她才六岁。她对那段日子的记忆非常有限。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肯定不是这样的。

    我请她给我讲讲她早年的生活。

    她短暂告退,离开了房间。回来时,她递给我一张皱巴巴的老照片。一个表情严厉的男人,身材魁伟,戴着眼镜,头发油光水滑,梳成无可挑剔的分头,正坐在桌边读书。他穿着尖领西装,双排扣的马甲,白色的高领衬衫,打着领结。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1929年。我出生的那年。

    艾蒂安布斯图勒:他看上去是个大人物。

    妮拉瓦赫达提:他属于喀布尔的普什图贵族阶层,受过高等教育,举止上无懈可击,善于交际,但很有分寸。也是个极为善谈的人,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个样子。

    艾蒂安布斯图勒:私下里呢?

    妮拉瓦赫达提:您猜猜看,布斯图勒先生。

    我拿起那张照片,又看了看。

    艾蒂安布斯图勒:冷漠,请恕我直言。阴沉。难以参透。不肯妥协。

    妮拉瓦赫达提:我非得让您和我来一杯。我讨厌不,我憎恶一个人喝酒。

    她给我倒了一杯霞多丽。出于礼貌,我抿了一小口。

    妮拉瓦赫达提:他手冰凉,我父亲。不管什么天气,他的手总是凉凉的。可他总是穿着西装,同样不管天气如何。衣服都是精工细做,有棱有角。软呢帽也是。当然了,还有尖皮鞋,双色的。他很英俊,我觉得是,不过是那种一本正经的英俊。而且呢——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过来——而且有一种装腔作势的,有点可笑的,虚假的欧洲范儿——完全是装出来的,毫无疑问。他每个星期都去打草地滚球,打马球,还有个令人垂涎的法国妻子,所有这一切,年轻而进步的国王都大力支持。

    她摸了摸自己的指甲,暂时什么也不说了。我把录音机里的磁带翻了面。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睡他自己的房间,我母亲和我睡。大多数时间,他都出去和部长们、国王的顾问们一起吃午餐。要不然他就出去骑马,打马球,打猎。他喜欢打猎。

    艾蒂安布斯图勒:这么说您见他的时候不多。他是个不在场的形象。

    妮拉瓦赫达提:不完全是。他很留心,每隔两三天就陪我待几分钟。他走进我房间,坐到床上,这就是让我往他腿上爬的信号。他把我搁到膝盖上,颠我一会儿,我俩都没什么话讲,最后他说:“好了,妮拉,咱们现在干点什么呢?”有的时候,他会让我从他胸前的衣袋里扯出手帕,然后让我把它叠起来。当然了,我只是把它团成一团,再塞回他口袋里,他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装出来的,可我觉得那样子滑稽死了。我们翻来覆去地玩这个,直到他烦了,很快他就烦了。然后他用大凉手摸摸我脑袋瓜,说:“爸爸现在得走了,我的小鹿。你撒欢去吧。”

    她把照片收进隔壁房间,又回来,从抽屉里取出另一包香烟,点了一支。

    妮拉瓦赫达提:那是他对我的爱称。我喜欢。我常常在花园里跳来跳去——我们有个非常大的花园——唱着:“我是爸爸的小鹿!我是爸爸的小鹿!”没过太久,我就发现这爱称是多么不吉利。

    艾蒂安布斯图勒:我不明白。

    她笑了。

    妮拉瓦赫达提:我父亲猎鹿啊,布斯图勒先生。

    如果步行的话,走几个路口就能到妈芒的公寓,可是雨又下大了。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妈芒裹着帕丽的雨衣,缩成一团,无言地盯着窗外。这一瞬间,她在帕丽的眼中变老了,比她四十四岁的年纪要老上许多。又老又瘦,脆弱不堪。

    帕丽有一阵子没来妈芒的公寓了。她开了锁,和妈芒一进屋,就发现厨房的台子上堆满了脏酒杯,开了口的袋装薯条,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无法辨认的食物结了块,成了盘子里的化石。桌子上放着个塞满空酒瓶的纸袋,歪歪斜斜的,眼瞅着就要翻倒。帕丽看到了地板上的报纸,有一张浸透了今天早些时候溅出的血,在它上面,是一只落单的粉红色羊毛袜。看到妈芒的生活空间竟然是这种状态,帕丽吓了一大跳。她也感到了愧疚。出于对妈芒的了解,这种效果也许是有意为之。可她马上又恨起刚才这个想法来了。于连就是这样想的。她想让你内疚。在过去的一年中,这种话他已经对她说过好几次了。她想让你内疚。他第一次这样说的时候,帕丽还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对他心存感激,因为他心直口快,说出了她不能,或者不会说的话。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盟友。但这些天来,她开始疑惑了。从他的话里,她捕捉到了一丝卑鄙,一种令人不安的善良的缺失。

    卧室的地板上散落着一件件衣服、唱片、书,还有更多的报纸。窗台上,漂浮着烟头的半杯水已经变黄。她把书和旧杂志从床上扒拉下去,扶妈芒钻到毯子下。

    妈芒仰望着她,手背搭在包扎过的额头上。这姿势让她看起来就像无声电影里要晕倒的女演员。

    “你会好起来的吧,妈芒?”

    “我可不这么想。”她说。这句话说的可不像在祈求关心。妈芒用的是一种模糊、厌烦的声音,听起来疲倦而诚恳,而且不留余地。

    “你别吓唬我,妈芒。”

    “你这就走?”

    “你要我留下来吗?”

    “对。”

    “那我就留下来。”

    “把灯关了。”

    “妈芒?”

    “嗯?”

    “你要吃药吗?你已经停了吗?我看你已经停了,我很担心。”

    “别训斥我。把灯关了。”

    帕丽关了灯。她坐在床边,看着母亲入睡,然后迈进厨房,投身于艰巨的清理任务。她找到一双手套,开始洗碗。她洗了牛奶放酸、味道呛人的杯子,麦片放坏、结成硬壳的碗,食物长了丛丛绿毛和霉菌的盘子。她想起在于连家头一回洗碗,正是他俩初次上床后的隔天早晨。于连煎了蛋卷。她多么喜欢做这种简单的家务啊,她在他家洗碗池子里刷着盘子,而他在唱机上放起了一首简伯金的歌。

    去年,也就是1973年,她才和于连重新有了联系,差不多十年来的头一次。她在加拿大使馆外游行的时候撞见他,当时学生们正在抗议猎杀海豹。帕丽不想去,同时还有一篇亚纯函数的论文没有写完,但科莱特非拉上她不可。那段时间她们住在一起,可这种安排让彼此之间越来越不愉快。科莱特抽上了大麻。她绑发带,穿松松垮垮的洋红色套头衫,上面绣着鸟和雏菊。她把一些长头发、蓬头垢面的男孩带回家,他们吃帕丽的食物,弹难听的吉他。科莱特总是上街,喊叫着,谴责虐待动物、种族主义、奴隶制、法国在太平洋的核试验。家里也总是闹哄哄的,总有帕丽不认识的人进进出出。他们单独相处时,帕丽感到了两人之间一种新的紧张状态,科莱特总是带着一种傲慢,一种针对她的无言的责备。

    “他们在撒谎。”科莱特劲头十足地说“他们说方法是人道的。人道!你知道他们用什么往脑袋上打吗?刺棒!很多时候,可怜的动物甚至还没死呢,那些王八蛋就伸出钩子钩住它,把它往船上拖。它们活活地就给剥了皮,帕丽,活活地呀!”科莱特说最后这句话时的样子,她强调的语气,弄得帕丽直想道歉。为了什么,她不太清楚,但她知道这些天来,待在科莱特身边,听着她的指责,感受着她如此之多的义愤,帕丽真觉得自己被勒得喘不上气。

    到场的只有三十来人。谣传碧姬巴铎会露面,结果证明,谣传就是谣传。科莱特对集会人数感到失望。她激动地和一个名叫埃里克的男青年争论着。此人很瘦,面无血色,戴着眼镜,帕丽断定就是他负责组织这次游行。可怜的埃里克。帕丽很同情他。科莱特倒仍然充满了激情,一马当先,帕丽拖着脚走在队伍后面,身边有个平胸女孩在喊口号,带着一种神经兮兮的兴奋劲儿。帕丽的眼睛一直看着人行道的方向,拼命让自己不要太打眼。

    在街角,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一副等人救命的样儿。”

    他穿花呢夹克、毛衣和牛仔裤,戴羊毛围巾。他头发更长了,也更老了一些,但越老越优雅,有些女人到了他这个年纪,想必会因此觉得不公平,甚至让人生气。他仍然偏瘦,健壮,几条鱼尾纹,两鬓更显得花白,脸上带着少许疲倦。

    “没错。”她说。

    两人亲了亲脸,他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喝杯咖啡,她说愿意。

    “你朋友看起来很生气。气得要杀人了。”

    帕丽朝身后瞟了一眼,看到科莱特与埃里克站在一起,还在喊叫着,上下挥舞着拳头,可笑的是,她却怒视着他们俩。帕丽使劲憋住笑——真要笑出来,可就等于捅了马蜂窝。她耸耸肩,表示歉意,然后溜走了。

    他们去了一家小咖啡馆,坐到临窗的桌边。他点了咖啡和千层酥,一人一份。帕丽看着他和男招待讲话,语气和蔼却不失威仪,不禁想起自己还是少女的时候,每当他过来接妈芒,她的心都会扑通扑通乱跳,就和现在一样。她突然自惭形秽起来——她咬过的指甲,没搽粉的脸,打了卷的、软耷耷的头发——真希望自己出门前洗过澡,吹过头发,可当时太晚了,科莱特焦躁不安地踱着步,活像动物园里的困兽。

    “真没看出来你是抗议分子。”于连说着,为她点着了香烟。

    “我不是。这事儿内疚比信念多。”

    “内疚?对捕猎海豹?”

    “对科莱特。”

    “噢,没错。你知道的,我看我都有点怕她了。”

    “咱俩一样。”

    他们哈哈一笑。于连把手伸过桌子,摸摸她的围巾,又把手放下。“人人都说女大十八变,所以这种话我不讲。可你迷人极了,帕丽。”

    她捏了捏自己雨衣上的大翻领。“是吗,就凭这件克鲁索6的行头?”科莱特告诉过她,这是个愚蠢的习惯,每当男人对她产生好感,尤其是恭维她的时候,她便用这种自嘲式的插科打诨来掩饰自己的紧张。她对妈芒那种浑然天成、充满自信的处世方式生出了嫉妒。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也远非最后一次。

    “接下来,你肯定会说我人如其名了。”她说。

    “噢,不。得了吧。那太没劲了。恭维女人是门艺术,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但我肯定你知道。”

    男招待端来了糕点和咖啡。他往桌上放杯子、摆盘子的当口,帕丽盯着他的手,也看着自己冒汗的掌心。她这辈子已经有过了四个情人,她知道,跟妈芒这么大的时候相比,这几个人可不算多,甚至比不上科莱特。她太谨慎,太精明,太容易妥协,也太容易适应别人了,可总的来说比妈芒或科莱特稳定,折腾得也没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品质不足以吸引结群结队的男人。她谁也没爱过——尽管她对其中一位撒过谎,说她爱他——在这几个男人身上,无一例外,她都寄托了对于连的思念,她想着他,想着他漂亮的脸,那张脸带着自己隐秘的光,在别人身上时隐时现。

    吃东西的时候,他谈起了自己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有段时间不教书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几年,做债务可持续性方面的研究。他说,这份工作最大的好处就是旅行。

    “去哪儿?”

    “约旦,伊拉克。然后我花了两年时间,写了本关于非正规经济的书。”

    “出版了吗?”

    “据说出了。”他笑了“现在我在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工作,就在巴黎。”

    “我也想旅行。”帕丽说“科莱特一直说,我俩应该去趟阿富汗。”

    “我猜我知道她为什么也想去。”

    “好了,是我一直在想这事。我是说回那儿看看。我惦记的又不是哈希什7,我想到那个国家旅行,看看我出生的地方,说不定还能找到父母和我住过的老房子。”

    “你还有这种强迫症,原先我可没看出来。”

    “我很好奇。我的意思是,我记住的东西太少了。”

    “我记着呢,有一次你说起过家里的厨子。”

    帕丽暗自得意,她告诉过于连的事,那么多年了,到现在他都记得。这么说,在断了联系的这段时间里,他肯定老想着她。他心里肯定有她。

    “对。他叫纳比。他也当司机。他给我父亲开车,很大的一辆美国车,蓝色的,带皮篷。我记得引擎盖上有个鹰头。”

    后来,既然于连问到了,她就跟他讲了自己的学业。她选了复变数为专业方向。他用与妈芒截然不同的方式听着——妈芒似乎厌烦这门学科,帕丽对它的热情也让她迷惑不解。就连假装有兴趣,妈芒都做不到。她大大咧咧地拿这事开玩笑,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嘲弄自己的无知。哦啦啦,她笑嘻嘻地说,我的头啊!我的头!转起来像陀螺!我要跟你做笔交易,帕丽。我去给咱俩倒点儿茶,你回到地球,行吗8?她咯咯笑着,帕丽于是迁就她,可她能感觉到这种玩笑的尖刻,一种拐弯抹角的责怪,暗示着她的知识已被判定为晦涩难解,她的事业则无足轻重。无足轻重。真可笑啊,诗人也能这样说别人。想归想,帕丽绝不会对母亲这样讲。

    于连问她从数学里体验到了什么,她说她得到了慰藉。

    “是‘畏惧’吧,我看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他说。

    “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她说,数学公理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可以让人从中找到安慰。虽然知道答案难以解出,但它们总能被发现。它们就在那儿,等待着,终究会有人拿着粉笔,把它们潦草地写出来。

    “你想说的是,它与生活完全不同。”他说“生活中的问题不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太多,怎么也理不清。”

    “我有那么透明吗?”她大笑起来,用餐巾挡住自己的脸“我觉得自己好白痴。”

    “一点也不。”他说。他扯掉了餐巾“一点也不。”

    “像你学生是吧。我肯定让你想起学生来了。”

    他又问了些问题,帕丽从中看出,他对解析数论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至少是附带着的,他也通晓卡尔高斯和伯恩哈德黎曼。两人一直聊到天黑。他们喝了咖啡,接着是啤酒,不过瘾,又喝了葡萄酒。然后,实在没法再拖下去的时候,于连靠近了一些,用一种礼貌的、很有责任感的语气说:“告诉我,妮拉怎么样?”

    帕丽猛吸了一大口气,腮帮子鼓着,慢慢把这口气吐出。

    于连会心地点着头。

    “她的书店可能开不下去了。”帕丽说。

    “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

    “这些年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她可能不得不把书店关掉。别看她不想承认,但肯定会很痛苦。对她的打击肯定蛮大。”

    “她还在写作吗?”

    “早不写了。”

    他很快换了话题。帕丽如释重负。她不想谈妈芒,也不想谈她的酒瘾,还有苦口婆心劝她继续服药的事。帕丽想起了那些尴尬的目光,每次她和于连独处,而妈芒在隔壁房间换衣服的时候,于连便看着帕丽,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妈芒肯定感觉到了。难道就是这个原因,让她和于连分了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帕丽隐隐约约地觉得,她这么做倒更像是个嫉妒的情人,而不是要保护女儿的母亲。

    几个星期之后,于连请帕丽搬去和他同住。他的小公寓位于左岸的第七区。帕丽答应了他。此时科莱特动辄伤人的敌意,已经让公寓里的气氛变得不适合居住了。

    帕丽还记得在于连家和他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天。他们靠在沙发上,紧紧相挨。帕丽满心欢喜,还在半梦半醒之间。于连喝着茶,两条长腿搁在茶几上。他在读报纸末版上的一篇评论。唱机里放着雅克布雷尔的歌。时不时地,帕丽把脑袋挪到他胸前,于连便低下头,轻轻吻一吻她的眼皮、耳朵,或者鼻子。

    “咱们得告诉妈芒。”

    她能感觉到于连的身体一下子绷紧了。他合上报纸,摘下老花镜,把它们放到沙发扶手上。

    “她需要知道。”

    “我猜是吧。”

    “你‘猜’?”

    “不,不是。你说得对。你该给她打个电话。不过小心点。别请求她允许,也别要她祝福,肯定哪一样你都得不到。告诉她就行了。而且让她明白,这不是讨价还价。”

    “你说得倒容易。”

    “嗯,也许吧。还有,别忘了妮拉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很遗憾我这么说,但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分了手。她报复心强得惊人。所以我知道。这对你可不容易。”

    帕丽叹了口气,闭上眼睛。一想到这事,她心里便揪得慌。

    于连抬起手,抚摸着她的背。“别太较真了。”

    第二天,帕丽给她打了电话。妈芒已经知道了。

    “谁告诉你的?”

    “科莱特。”

    果然,帕丽想。“我正要告诉你来着。”

    “我知道你会。你这不就告诉我了吗?这种事瞒不住的。”

    “你生气了?”

    “我生不生气要紧吗?”

    帕丽站在窗前,伸出一根指头,心不在焉地放到于连破旧的烟灰缸上,摸索着它蓝色的镶边。她闭上眼睛。“不,妈芒,不要紧。”

    “哼,我倒真想告诉你,那事儿无所谓,伤不了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才怪。”

    “为什么我想伤害你,妈芒?”

    妈芒大笑起来。一种空洞而难听的声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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