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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阀密谋暗杀周佛海。
这些情形，周佛海很快地知道了，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跟美国、英国在积极交涉，废除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等等侵犯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进展很顺利，可能在双十节就会宣布。
这就越发激起汪政府领导分子向日本要求改约的决心。所谓改约，是废除”中日基本条约”另外订一种有利于汪政府的新约。于是旧事重提，向日本政府提出照会，表达了希望参战的意愿。
这个问题非正式地谈过不止一次，只以双方的想法不同，始终谈不拢。汪政府不过借参战为名，求改约之实；日本则一直希望像朝鲜、台湾那样，能在中国抽调壮丁参加”皇军”作战，几次为汪精卫断然拒绝，既然如此，汪政府就谈不到参战。但目前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战局逆转，汪政府的参战，即或对日本不能有什么实质上的贡献，至少可以壮一壮声势，发生一点宣传上的作用。
没有想到，日本对这个问题，居然是很认真地考虑。而处理这个问题的主管部门，不是外务省，而是在10月1日成立的大东亚省；此一部的首长，即称为大东亚大臣。
双十节那天，蒋委员长在重庆”精神堡垒”广场举行的国庆纪念大会，检阅了青年团及国民兵以后，宣布了一个喜讯：接获美、英两国自动放弃治外法权的通知，”我国百年来所受各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至此已可根本解除”当时激起了响彻云霄的欢呼。这一事实，加速推动了大东亚省的工作；终于迫使日本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作成了同意汪政府参战的决议，由大东亚省研究实行此一决议的具体办法。
在11月27日所召集的大本营及政府联席会议，以根本检讨对华政策为主题，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发表研究报告，认为汪政府参战，须朝两个目标进行：一是”加强战争协力、强化两国之综合战力”；再是强化汪政府之控制力，使能充份掌握民心。
他指出一个可忧虑的事实，中国沦陷区对日本太平洋战争失利，都抱幸灾乐祸的心理，汪政府的统治力在继续弱化之中，所以日本现在应该帮助汪政府去争取民心。
“譬如以敌产处理而论，现地当局，都采取囊括主义。上海在名义上，将英法租界交还给中国，但租界内敌人的仓库、房屋以及值钱的东西，都收归我有。这种交还方式，使得中国人大起反感，是必然的事。”大东亚大臣青木强调：“现在关于经济封锁、经济统制及其他加诸于中国人束缚的各种问题，都有重新考虑、改弦更张的必要。”
所谓”现地当局”即是指在华的陆海军；因而惹起军务局长佐藤的不满，要求青木作进一步的说明。
“经济统制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搞，日本有些社团，所获的暴利，相当可观。”青木答说：“就中国而言，一切大企业，例如煤矿铁矿，虽然被你们霸占，犹有可说；至于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毋乃过甚？这些日本人都是向日本军部哭诉，苦心积虑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军部满足了极少数的日本人的私心，失去了广大的中国民心，这种做法，值得反省。”
居然公开指责军部！佐藤越发生气；脸色铁青地说：“请贵大臣举例说明，什么零零碎碎，日常用品，亦全部被日本人夺去？”
“喏，”青木取起桌上的火柴，扬了一下，”这就是。”
“不错，在汪政权管辖的地区，设火柴厂是要管制的；这因为火柴的制造原料，是化学起，属于国防物资，不管制是危险的。”
“是吗？”青木顺手擦燃一根火柴，望着小小的火焰说：“火也是危险的；中国人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需要管制吧？”
针锋相对的讽刺，使得佐藤紧闭着嘴生闷气。
“不妨谈点具体问题。”贺屋大藏大臣站起来说：“本国与汪政权的中国之间，有些什么经济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妨提出来讨论。”
“铁路是个大问题。美、英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都是以铁路为根据而进行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大概已经全部收回，但事变以来，又为日本人一举抢光，这是最清楚的问题。”青木略停一下又说：“本席以为在战时自当归我们控制；战后必须归还。各位以为如何？”
中国的铁路是日本军阀最重视的；听青木的语气，大有将南京、上海、杭州，以及津平等铁路交付汪政权接管之意，佐藤忍不住又要争了。
“阁下的理想高远，深为钦佩。不过，就陆海军事务当局的立场而言，未便如此处理。阁下的所谓囊括主义，据我所知，最厉害的，以前是兴亚院，现在是大东亚省。”佐藤接着表明对汪政权参战一事的态度：“汪政权希望参战，才要它参战；既然是共同作战，必须听我们的指挥、服从我们的命令。军事就是如此简单。像刚才阁下所说的，事务官不会了解。在当前的战争中，并非事务支配政策；但无论如何，政策必须促进事务的开展，而非束缚事务当局。就具体事实而言，军部既有治安警备的关系，又有军队自治的问题，不能光说实际上办不通的漂亮话。这一点，请原谅！”说完，只听”叭哒”一声，他碰脚跟立正，向作主席的东条鞠个躬，方始面无表情地坐下。
大家都明白，他所说的”军队自治”意思就是在华的派遣军，对现地的一切保有绝对的控制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要他交还铁路，他不交你又如之奈何？
看会议将要变成僵局，东条急忙作了一个敷衍性的结论：“以本日讨论为基础，由大东亚省从速拟订具体方案。”
由重庆所发出的无线电广播，从双十节以后，即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题。中国与美国、英国在重庆、华府、伦敦举行的双边谈判，进展颇为顺利；美英两国决定与中国重订”平等新约”放弃一切在华特权；上海的”公共租界”、”大英照会”以及北平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等等名词，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这给了汪政府一个对日交涉非常好的藉口，美、英已经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百年桎梏，一旦解除，不但中国人对美、英的观感一变，而且也为蒋委员长带来了空前崇高的声望。日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但此时的汪、日交涉，不如以前来得顺利：因为一向支持汪政权的影佐祯昭，在这年夏天调任”满洲国”新职；接替他主持”梅机关”并担任汪政府最高顾问的松井太郎中将，不是肯迁就的人。因此，周佛海除了通过今井武夫的关系，在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身上下工夫以外，更由汪精卫直接参预，向松井太久郎提出了类似警告的要求。
“这一次美国跟英国放弃在华的特权，完全出于自动。你应该记得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的十几天，美国赫尔国务卿，向贵国野村大使提出的建议，就曾提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特权。现在美国已有行动了；在中国人看，美国的态度、主张、诚意是一贯的。”
“美国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需要重庆政府协力的地方很多，不能不先示惠。”松井答说：“这一点，谅必早在主席先生洞鉴之中。”
“不然！”汪精卫立即提出反驳：“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这件事发动在4月底；英国外相艾登表示，目前同盟国在远东的军事情势不利，如果这时候谈判这个问题，中国将会产生误解。他所顾虑的误解，正就是足下的想法，以为美国、英国有求于中国，故而示惠。由此可见，美国、英国之愿意放弃在华特权，在动机上，是相当纯正的。”
松井无言以对；好一会才苦笑着说：“看样子，山本大将的战争如果得手，美，英还不会有这种慷慨的举动！”
“我们决不以为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带来提早实现美、英放弃在华特权，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汪精卫用了这句外交词令，随又正色说道：“不过，我必须强调，中山先生领导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废除各国所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美、英已经这样做了；日本如果没有明确的表示，结果是证明了一点：中国抗日，完全正确，完全必要！”松井色变，诚惶诚恐地说：“主席先生的卓见，我一定据实报告东京。”
其实不须松井提出报告，大东亚省亦会加紧草拟对华新政策；因为各种迹象显示，中美新约将在1943——中华民国32年的元旦签订。日本既然已经决定跟美国、英国竞争对华的”友谊”当然应该抢在前面，才算占了上风。
在12月初，安排好了日程；一项定名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提案，将在12月21日召开的御前会议提出。汪精卫则在其前访日，谈判参战的原则问题。但到了12月中旬，仍未见美国政府对国会采取行动，将中美新约的草案，送请审议。转眼耶诞及新年，美国国会休假；元旦是不可能签约的了。
这是为了什么？是何原因延搁了这件好事？周佛海叮嘱情报部门，用各种方法去探索真相，终于了解了其中的症结，原来英国对九龙租借地不愿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更想保留。而且要求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
就为了这个原因，美英新约，不能不延期签订。日本人在国际事务上向来小器，因而政府及军部中，有些有发言权人，真如中国俗语所说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美、英不会那么大方，延起签订可能永不签订，不妨观望一下，不必亟亟乎让汪政府决定参战日期，换句话说，御前会议中所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案亦可展缓实施。
当然，汪政府对此是不肯放松的，一再交涉，终于决定汪政府在民国32年1月15日正式公告参战。那知突然传来，美国战时国会，新年假期缩短，而且美国政府已将中美平等新约草案咨送国会，定期1月8日审议。
于是，日本政府特派专使飞到南京，安排抢先一步表示”日本对华友谊”汪政府在1月9日布告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与汪政府发表共同声明，由日本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但是九龙却仍旧在日本所派的香港总督管辖之下，条件并不比美、英来得好。
这在汪政府与日本，自然都认为是件必须大加宣传的事；由于这也正是强化汪政权，争取民心的好机会，所以周佛海关照会雄白，协助”上海市长”陈公博，大规模办一场庆祝收回租界的民众大会，希望金雄白亲自担任主席。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金雄白的心理很矛盾，他对收回租界有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国家主权来说，这自然是一个百年来的污点，一旦洗刷，值得快慰；但在中国动乱时期中，租界不仅保全了无数仁人志士与善良内地百姓的生命，也保全了东南膏腴之地，多少年积聚的财富，租界收回以后，将失去这一项人为的保障，得失亦正所难言。因此，他的讲词，始终不知如何措词。
但在筹备工作上，他做得很像样，每一个细节都曾用过心思，开会地点是借造了才六七年的戈登路的美琪大戏院；主调演说者请的是：为陈彬龢所激，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壮襟怀而”落水”的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张一鹏，就治外法权问题作一个分析。
张一鹏的性情不似苏州人，到司法行政部接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整顿的司法界，将贪污的法官置之于法，毫不容情；其次是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有一次上海北四川路的日本宪兵队长去看他，为他的一个在镇江犯罪被捕的”过房囡”说情；张一鹏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干涉我们的司法？”他是前清留学日本学法政的，所说的日本话，用的是法官训斥被告的语气；搞得那个日宪狼狈而遁。因此，张一鹏的部长做了还只两三个月，却博得了极高的声望；这天由于有他演讲，号召了不少人，场面相当热闹。
演讲的主题既是治外法权，少不得先要谈一谈由鸦片战争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但他对英国人的批评不多，弦外之音往往针对着日本，表示不满；结论中说：“希望租界收回以后，不要变成举国再无一片干净土。”意思是以前的租界之外，皆非干净土，而以前的租界为日本人势力所不到；换句话说：有日本人势力的地方，都不会是干净土。涵义虽很曲折，毕竟也有精通中文的日本人能听得出来；因此，在华的日本军人中，渐渐流行一种说法：“重庆是武装抗日：南京是和平抗日。”
这多少是事实。来自重庆的地下工作人员，由于租界已不存在，丧失了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使得周佛海的负担又加重了。为此，找了金雄白去商量，希望能找到一笔秘密的财源，接济蒋伯诚、吴绍澍手下的那一班人。
“我想到一个办法，”周佛海说：“盛老三的盐公司，很可以插一脚；由你以银行投资为名来出面。你看如何？”
这是不容金雄白推辞的一件；因为盛老三之与周佛海化敌为友，就出于金雄白所斡旋，这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盛家这一代大排行，名字中都有一个颐字；盛老三叫盛文颐，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津浦铁路局长。北伐成功以后，一直赋闲；他没有什么钱，鸦片瘾又大，所以日子过得艰难异常。到得上海沦陷，时来运转；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翁。不过他的钱，每一文都是染了不长进的人的膏血的。
原来盛文颐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就有汉奸的嫌疑；日本军队要运兵运军火，他非常卖力，因而跟当时日本的驻华武官，现在的侵华大将，如松井、石根等等，颇有交情。以此渊源，取得了一项专卖事业，正就是他”一日不可无”的鸦片。
那时的”云土”、”川土”自然不能运来了，不过日本人毒化中国，早有计划，在东北、古北口，以及安徽亳县一带适宜种罂粟的地方，大量种植；南运交给盛文颐专卖，组织了一个公司，名为”宏济善堂”分堂遍布东南，非以前的维新政府及继承的汪政府所能过问。
盛文颐发了大财，在法租界金神父路的住宅，占地十余亩之多；警卫是两名日本宪兵，由于东京位居要津的陆海军官员，以及与军部有密切关切的政党要人，两院议员，按月都有固定的津贴；所以盛文颐的气焰，不可一世，汪政府的要员，谁也不在他眼中。
盛文颐还有个主要助手，也可以说是幕后牵线人，名叫里见甫，是”黑龙会”出身的大浪人，他跟驻华日本陆海军的各部分，都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也正就是青木一男所指责的”囊括主义”的执行者。通过他的关系，盛文颐将食盐的专卖权也弄到手了。
沦陷区的盐业，本由一个”通源公司”所经营；为盛文颐夺去以后，改名”裕华盐公司”这一来，便跟汪政府的财政部，发生了短兵相接的冲突，盐课一向是中国政府税入的大源；盐商只要有一张”盐引”在手，获得行销某地的特权，几世衣食无忧。但销售食盐既关税课，亦关民生，所以关于运输管理，征税定价，财政部有一整套法规，且特设”盐务署”专司盐政。而盛文颐一方面为日本人搜括；一方面又为自己谋取暴利，自是不关小民死活，一次一次要求涨价；周佛海总是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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