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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政治方面,辜显荣却还没有什么地位;他从日本政府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不过是代表”岛人”参加大正天皇即位大典;以及当昭和天皇在东宫巡视台湾时,获得一座三等的瑞宝勋章。为了要想提高他的政治地位,便有人配合币原外交的趋势,想出一个”日支亲善努力”的题目,获得日本政府许可,而有北京之行。

    此行始于大正14年,正也就是民国14年的4月底,由辜鸿铭陪同,自东京出发,经汉城,过沈阳到达北京,由林长民、熊希龄接待,见了执政段祺瑞;而且通过黄膺白的安排,特地到张家口跟冯玉祥见了面。林长民送了辜显荣一张照片,上款题的是”耀星吾哥大人惠存”;下署:“乙丑初夏如弟长民敬赠”有这样深的交情,又有币原四原则在,照郭松龄的打算,由林长民通过辜显荣的关系,一定可以达到利用日本内阁来压制关东军不准干预他的倒戈行动的目的。当然,林长民亦是有此自信的。

    这是郭松龄方面的如意算盘,但林长民却根本没有想到,在郭松龄出师回国的作战过程中,还要去替他解决外交问题——他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进步党的成员,都非突然崛起的无名小卒,而是过去已有相当地位的名流或政客。活动的方式,亦多走高层路线;与冯玉祥专门打入对方的中下层,去挖人家的墙脚,恰好相反。这样就必须要维持一个相当的排场,养着一批或多或少的食客,以供奔走;至于日常应酬、更不可少,所以每个月开支可观。北京平时还保持着前清的惯例,除了打发下人的赏钱,及”逛胡同,叫条子”的车饭费以外,什么都可以挂帐、三节结帐,遇到端午、中秋还可以搪塞一番,到了年下就非开销不可;林长民即有这样的苦楚。

    论人材,林长民不失为第一流;讲关系,各方面也都说得上话,但民国诞生以后的北方政局,由袁而黎,由黎而冯,由冯而徐,以致黄陂复出,曹锟贿选,到此时的段祺瑞执政,除了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辞职,冯国璋扶正,段祺瑞组阁,进步党人弹冠相庆,林长民做过”三月司寇”以外,一直就没有得意过,问题是出在他急功好利又好名之过。

    林长民为人处世有个大毛病,自以为他开出口来,对方一定要卖帐,答应得稍为不痛快些,他就会翻脸;而且疑心病极重,因此吃了大亏。

    当徐世昌当总统时,曹汝霖曾推荐林长民为秘书长;徐世昌深谙黄老之学,以简静无为是尚,如何能要一个急功好名、喜欢生事的幕僚长?因而答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这话传到林长民耳中走了样;他疑心徐世昌要用他,而曹汝霖在破坏,就此记恨在心。

    这年——民国7年腊月,林长民年关过不去,向曹汝霖借3000块钱;曹汝霖也答应了。他当时是蝉联了三任的交通总长,年下极忙,忘了把钱送去;到得新年方始想起,急忙派人补送;那知林长民大怒不受。曹汝霖不知他的怒气从何而来,向人请教,才有林长民的一个同乡告诉他说: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福建最忌。林长民以为曹汝霖是有意如此,如上海之所谓”触楣头”所以勃然而怒。

    到了第二年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林长民一看机会到了,在晨报以”山东亡矣”为题,揭露了许多秘密,因而激起了学潮,成为”五四运动”不过林长民的目的是要报曹汝霖的仇,所以到北大附近去演说,集矢于责任最轻的曹汝霖,肆意诋毁;结果学生去砸了曹汝霖的住宅。后来又策动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世昌正要抑制段系势力,落得顺水推舟,无中生有下了个”辞职照准”的命令。

    这个睚眦之怨报复得曹汝霖惨不可言。不但落了个”卖国贼”的名声,而且殃及子女,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不过,林长民损了他人也损了自己;还损得很重。

    原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被邀列席,由外长陆征祥担任首席代表;徐世昌特在公府内设置外交委只会,作为和会代表团的指导机构;聘请外交界耆宿,历任教育、交通、外交总长的汪大燮为委员长;派林长民为事务主任,主持日常业务。林长民就是利用了这个得以接触一切有关和会的机会,以及在欧洲漫游的梁启超所供给的消息,对曹汝霖展开恶毒的攻击;最不喜多事,又最怕林长民多事的徐世昌,偏偏就遇到林长民惹来这一场学潮,自然大为生气,将林长民找到公府大大地训了一顿,责备他”放野火”外交委员会因此撤消,林长民的事务主任自亦不存。

    于是林长民到欧洲去逛了一年,在英国还很用心地研究过”费边社”回国不久,发生”首都革命”段祺瑞复起执政;平时正由湖南首倡”联省自治”之说,福建代表进京请愿,以”闽人治闽”林长民看准是个机会,一番游说,福建代表便提出要求,希望林长民去当福建省长。

    段祺瑞左右有两个亲信的福建人,一个是曾云霈,与徐树铮为段祺瑞的一文一武两智囊;一个是梁鸿志,由曾云霈保荐为执政府的秘书长。曾云霈很想帮他们的忙,但要等机会,因为段祺瑞对林长民的印象,本不甚佳,而梁鸿志与林长民一向不和;此外的阻力就是曹汝霖了。

    曹汝霖为段祺瑞出过大力。当马厂起义以前,段祺瑞在天津只找4个人商量,除了左辅右弼的曾云霈、徐树铮以外,一个是请张君励去策动冯国璋、而自己在力劝段祺瑞起兵攻张勋的梁启超;再一个就是最后到的曹汝霖。

    段祺瑞跟曹汝霖说,他已经决定反复辟,但近处可调的军队,只有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一定会听命。就怕冯玉祥为段祺瑞调为直隶边防司令,解除了他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的职务,心中不快会捣乱。冯玉祥还住在廊坊,是进京必由之路;十六旅也仍旧听他的指挥,倘或半途阻挠,第八师未见得能顺利进兵。不过此人名利心很重,有办法可以疏通。目前最要紧的是钱;倘有150万,大事可成。问曹汝霖有没有办法筹到这笔款子?曹汝霖认为只有向直隶省库暂借。那时的直隶督军是曹锟,虽在支持复辟的”督军团”中,却已向段祺瑞表明了反对张勋的态度;所以跟直隶财政厅打得上交道。当时将厅长汪士元请了来,说知究竟;汪士元表示库空如洗,不过有开滦的股票100万元,市价高于面额。只是仓卒之间,何从去押借如许巨款?

    这就要看曹汝霖的办法了。他悄然带了股票进京,怕正金银行因为牵涉到中国的内政,态度持重,不愿接受;所以去找三菱公司的”支店长”秋山昱,很顺利地照片面抵借100万元,办好手续,带了天津正金银行兑付的支票,当天赶回天津,太阳还未下山。

    这是溥仪第二次做皇帝的民国6年7月1日的话;第二天段祺瑞嫡系的盐务署长李思浩,由北京带来”监馀”款50万元;第三天便有”马厂誓师”之举了。

    那篇檄文出于梁启超的手笔,自然不同凡响;段祺瑞慷慨登坛,一战成功,将自封”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正带着携有机关枪的卫士”上朝”的”辫帅”张勋,逼到了荷兰公使馆避难。段祺瑞搏到了一个”再造共和”的美名,入京组阁,名利双收,完全得力于临时能筹得收买冯玉祥的一笔巨款,所以段祺瑞对曹汝霖格外另眼相看;他对林长民既有连袁世凯的二十一条都架弄在他头上,落得个”卖国贼”的恶名,自是恨之入刺骨,在段祺瑞面前绝不会说林长民的好话。曾云霈也是因为有这些阻力,需要慢慢化解,才劝林长民稍安毋躁。

    可是,林长民又何得不躁?因为第一、江南已是孙传芳的天下,段祺瑞连他的门生福建督军王永泉都无法庇护,在北京又深受冯玉祥的威胁,还能”执政”几时,实在难说。

    其次,年关将近,不知何以卒岁;如果膺聘到关外,将来如何不说,至少一笔”安家银两”可救燃眉之急。因此,虽有少数知道这件事的同乡知交,劝他出处与慎重;他总说”已经答应了人家,不能不践约去走一遭”甚至连将成儿女亲家的梁启超,亦只得了他一个口信,说是”此行以进为退”使得梁启超颇为困惑,不知意何所指。其实他的意思是,收了人家的聘礼,不能不有此一行,这是进;践约出关,对郭松龄及介绍人都有了交代,随时可以托故抽身,这是退。但非这么走一趟,无法安居林下,这才叫做”以进为退”

    平时冯玉祥通电声讨奉张,李景林通电脱离奉系,孙传芳通电声援郭松龄,并助军费40万元,形势对张作霖颇为不利。郭松龄亲自指挥的攻势,亦很顺利,张作相、韩麟春、汲金纯、汤玉麟等部,逐次抵抗,但都失败,郭松龄下榆关、破连山,12月初四占领锦州,下令歇兵。

    锦州是用兵必争的关外第一个重镇。清太宗5次侵明,一次直逼北京城下,但不能得尺寸地,是因为必须破山海关才能保持进兵输粮的运道畅通;而欲破山海关,又必须先下”关外四城”:锦州、松山、杏山、塔山。所以清太宗第六次侵明,决计先攻锦州,筑长围以困明军;洪承畴、吴三桂领兵13万赴援,守松山以与锦州呼应,苦战经年,方得成功。

    相反地,用兵关外,亦须先巩固锦州,作为兵站,然后才能强渡大凌河,直取沈阳。郭松龄在锦州歇兵,一方面补充御寒服装,一方面修复为奉军破坏的大凌河桥,需要好几天的耽搁;就在这时候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一个是热河都统第三师师长阚朝玺的参谋长邱天培。

    邱天培与郭松龄的心腹高纪毅、刘振东是同学;到了锦州先找高、刘密谈,先取得支持,方始去见郭松龄,提出一个郭、阚互利的合作计划。保全张作相,攻倒吴俊升,让出奉天省。换句话说: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吴俊升的局面,改为奉天张作霖、吉林张作相、黑龙江阚朝玺。

    郭松龄心想,自己辛苦打出来的天下,让张作相,阚朝玺坐享其成;而且三分有二,这叫什么合作?当下严词拒绝,表示阚朝玺如愿合力倒张,自所欢迎,不过应该将部队交出来改编;阚朝玺调总司令部服务,待事起以后,另行任用。

    讨价还价,简直南辕北辙,怎么样也接不上头。邱天培觉得仆人最甚的是阚朝玺交出军权,还要调至总司令部;那不是有罪”察看”?

    在等候消息的高纪毅、刘振东;还有一个与邱天培亦是旧好的刘伟,一看邱天培的脸色,便知不妙;及至细问究竟,都觉得郭松龄犯了极大的错误,事关成败,不容缄默,联合兵站处处长张振鹭,向郭松龄进言。

    他们的说法是:“天寒地冻,本军官兵,苦战兼旬,莫如接阚朝玺的条件,以分散敌人兵力,瓦解敌军斗志。因为我方如答应保全张作相地位,他一定退出战斗,坐观成败;阚朝玺进攻黑龙江,吴俊升一定回顾老巢,自相火并。而且,我方既与旧派的阚朝玺、张作相合作,则凡旧军中平时不满,或反对张作霖者,知道我方既可和平共处,必将群起附从,这一来便可不战而入沈阳。至于吉、黑两省,可以作为第二步,等奉天底定,徐徐图之,亦未为晚。”

    这是针对实际困难及利益而提出的分析,无论在战略、战术上来说,尤其是最后的一段话,很强烈地暗示,尽不妨解决了张作霖,再来解决阚朝玺、张作相。本来历史上记载创业,总是用”次第削平群雄”的话;就是张”老帅”得有今日,亦是从段芝贵斗到冯德麟,硬攻软逼,一步一步打成的天下。那知郭松龄自信过甚,也是自视过高;心腹之言不纳,而且大唱高调,不但犯了方针上的错误,而且也伤了袍泽的感情。

    他的答复是:“民国以来,战乱相连,造成割据分裂,使国家至今不能统一,实由有督办才有军阀;有军阀才有内战;所以我早就反对督办制度,自己不作督办,也绝对不发表任何人当督办。如果答应阚朝玺的要求,我的主张既不能贯彻。何况吉、黑两省军队,几乎已全部调了出来,后防空虚异常,只要大家努力,早日占领沈阳,吉林、黑龙江可以传檄而定,又何必借重他人?”

    他的前半段话是违心之论,事实上他就是因为没有当上督办,才举兵内犯的;后半段倒是真心话,已成之局,不愿他人来分功。不过,他的计算实在不够周密;尤其是对关东军所能发生的作用,根本没有仔细去算过,是个自取其咎的致命伤。

    关东军此时还没有决定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币原外交不主张干涉中国内政;另一面是打算浑水摸鱼。所以等郭松龄一打到锦州,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由旅顺接踵而至,开门见山地要求郭松龄承认日本跟张作霖所订的各种条约;以不干涉郭军行动作为交换条件。

    其实,张作霖如果真的跟日本订了什么条约,又何愁郭松龄将来不承认?白川义则的要求,根本就是上海人所说的”噱头”原来”老帅”应付日本人有一套特殊的手法,不论是南满铁路总裁、关东军司令、沈阳特务机关长,或者东京来的官员,提出什么要求,他总是满口”好,好!”倘或要签署什么文件,他就会拍桌子跟部下发脾气,”妈拉巴子,也不知道老子不识字?”部下便很婉转地向日本人解释:“老帅不识字,你要他看文件签字,他认为你故意跟他开玩笑。反正说了就算,这里就凭老帅一句话。”

    “老帅”真的不识字?不是;不过识得不多。他不但识字,还会写字;内部命令,以他亲笔”张作霖”三字为凭。只是以不识字来逃避承诺的责任而已。

    当时日本最希望的是,在满蒙新造5条铁路,其中敦化至图们江的敦图路,祈求尤为殷切;因为这条路是吉林至会宁的最后一段,如果接通,长春经大连至大阪的航程,可以利用韩国的清津港转驳,节省35小时;而且内陆运输,远比海上来得安全。白川义则打算着郭松龄如愿作这笔交易,首先就要这条路的建筑权;那知郭松龄一口拒绝;对于张作霖私人与日本所订的条约,概不承认。

    白川碰了个钉子,拂袖而去。第二天就送来一个照会,郭、张两车不得在南满铁道20里以内交战,郭松龄置之不理,白川又送来第二个照会,郭军不得通过南满铁路。

    南满铁路自大连至长春,经沈阳由南往北,穿城而过,京奉铁路则为东西方向,两路交叉之处,名为老道口,奉军两次入关,都能通行无阻,何以郭军突遭平视?

    这当然不能不据理力驳,郭松龄除了覆照白川以外,密电驻京的郭大鸣,要他请前任外交总处长王正廷代向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交涉,芳泽表示,倘使奉军败退,通过南满路,郭军跟踪追击,应该不会有问题。有此保证,郭松龄越觉得在军事上有把握了。

    事实上,”有把握”的时机已经消失了,如果郭松龄准备充分,不在锦州停留,一鼓作品设法渡过大凌河,直起沈阳,真可以活捉”老帅”——张作霖已经打算下野了,就因为有白川义则那两个照会,如黑夜荒郊迷路时,突然发现遥灯一点,信心勇气都恢复了。

    这时一班”老弟兄”们,张作相、吴俊升、万福麟、张明九、张景惠、汤玉麟、于蹵e山等等,都在沈阳跟”老帅”共患难。当然也有人出主意,请日本人帮忙,必可转危为安,但张作霖好面子,觉得自己”闹家务”请外人来干预,颜面何存?

    就算打败郭松龄,保住了地位,也是大损威信,以后再没有”说句话就算”的权威。而况日本人必然提出苛刻的交换条件,许既不可,不许则徒然结怨,益发增加处境的困难。

    但是,日本人自己示惠,情形自然不一样。共患难的一班”老弟兄”也觉得,老帅的”这一宝”未必就输,所以当张作霖在一次会议席上表示,能抵抗就抵抗,不能抵抗就放弃奉天,请大家亦作一预备时,吴俊升站起来说话了。

    他是大舌头,口才又不好;加以激动的缘故,越发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好半天才弄明白他的意思,他要自己带兵去打”郭鬼子”劝”老帅千万不能离开奉天一步,一离开人心就散了。”又说:“那时候东三省的天下,不是郭鬼子的,就是日本鬼子的。”

    最后这句话,却使得张作霖悚然动容。东三省天下如果是”郭鬼子”的,不过自己一时面子难看,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倘或日本人乘机得势,那就太不能令人甘心,也太对不起东三省的百姓了。

    因此,他答应吴俊升,绝不离开奉天。但是,吴俊升能调动多少人马;关东军帮忙到如何程度;以及躲着不敢见他面的张学良,能不能策动郭松龄所控制的部队”反倒戈”或者拉回多少人来?一无把握,每天除了大骂张学良”误交匪类”以外,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

    一天晚上,侍从来报,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菊池少将来访。于是在小客厅中延见,菊池是穿的便衣,操着一口很纯熟的北京话说,他是代表关东军司令,来向”老帅”表达慰问之意。接着,进一步表示,关东军尊重”老帅”的地位,也佩服”老帅”的为人,愿助一臂之力,稍抒叛军兵临城下之忧。

    最使得张作霖心动的是,菊池居然这样说:“关东军愿意为老帅效力,完全出于道义,也是希望东三省局面安定,绝没有任何企图。”

    这话可能有几分诚意,郭松龄跟冯玉祥有联络,只从他改称”东北国民军”这一点上,即已显然;而冯玉祥背后有俄国,是张作霖最近才听说的。如果郭松龄能够成功,俄国的势力当然会在东三省扩张,对日本不利。所以关东军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也应该帮他对付郭松龄。

    话虽如此,张作霖可也从没有一天信任过异族——”鬼”跟”毛子”不要听菊池这时候的话说得很漂亮,将来恃功要挟,多方需索,何以应付?不能不先作一个伏笔。

    “谢谢你阁下的好意。”张作霖抱拳答说:“也请转达白川大将,说我万分感激。家门不幸,出了个败子,误交匪类;关东军的朋友,看我张作霖这个人还讲点义气,愿意成全我张作霖一个人的颜面;我是求之不得。如今什么话也不用说,反正我张作霖不是半吊子,将来倾家荡产,也要图报。”

    “言重,言重!”菊池见张作霖如此表示,暗喜自己做对了;张作霖爱面子,够光棍,落得说漂亮话。因为心中沾沾自喜,竟不曾听出张作霖一再所强调的”个人”

    日本方面态度的变化,多少在郭松龄意料之中,不道李景林的立场也动摇了。本来郭张协议,李景林表面中立,暗中助郭;及至郭松龄一起兵,解除了高维岩等4师长1旅长,共计5个人的兵权,送交天津,请李景林看管时,他才意识到这已是在行动上与”老帅”作对,后果十分严重。再打听到白川义则与郭松龄话不投机,以及张学良派人游说这种种因素,终于使得李景林产生了这样一个警觉:叛张不祥!

    因此,当冯玉祥发表响应郭松龄的通电,并向李景林接洽,要求假道援郭时,李景林断然拒绝,并且与在山东的张宗昌取得联络,组织了直鲁联军,专门对付冯玉祥。

    冯玉祥的地盘在河南;河南省长、国民军第三军司令孙岳,力主对李攻击,于是联合国民第一军、第二军,出动两个师、三个旅,兵分三路,北上的两路,一路攻保定、一路攻沧州;南下的一路由杨村攻天津为主力。天津一下,向东直到榆关,跟郭松龄的部队就接上了。

    驻守榆关的是郭松龄新编的第五军;军长魏益三原是先锋,此时因为李景林的立场不稳,魏益三先锋变成后卫,守关防李。郭松龄虽无后顾之忧,但前线却遇到了顿挫。

    他是在获得关东军司令部已由辽阳进取沈阳的情报以后,才渡过大凌河的。首先分兵占领营口,监视关东军由旅顺大调兵北上;自己亲统大军,錋e逦往东北方向推进;到达沈阳以西的白旗堡,这天是12月22,大雪纷飞的天气。

    白旗堡东面就是巨流河,张作霖一道最后防线,就部署在巨流河东岸,临时编组的讨逆军,以吴俊升为总司令兼右翼军司令;张作相为左翼军司令,而前敌总指挥就是张学良。这是他第一次亲自指挥大部队作战;不想所打的正是”平生风义兼师友”的郭松龄,心境自然非常沉重。好在郭松龄的部队就是他的部队;也是”老帅”的子弟兵,所以隔河对阵,只要他用扩大器一喊话,郭松龄这面的军心就动摇了。

    平时郭松龄本想出奇兵,用3个军佯攻巨流河正面;另派刘伟的第二军,自辽中东进,越过南满铁路,向北直扑沈阳。讨逆军兵力有限,全部摆在巨流河东岸;沈阳南路异常空虚,这一支奇兵成功的公算极大。但郭松龄考虑下来,还是追回了刘伟,因为怕在南满路上发生纠纷;更怕刘伟一去”反正”、复归张家。

    就在这举棋不定的时候,黑龙江的骑兵,由洮南循辽西草原南下,经过4天4夜的疾驰,到达沈阳西北;吴俊升早就带着卫队等在那里。见到援军第十四师师长穆春,问他带来多少人马?

    “三百五十不到。”

    吴俊升立刻下令,封锁这一带的村子,不准出入,以防消息外泄;到得半夜里,集合这350名片兵,在雪地里向南直冲白旗堡。人喊马嘶,放枪扔手榴弹,声势着实惊人。

    郭松龄的司令部,是白旗堡车站停在铁轨上的两节头等包房的车厢,目标显著,不得不赶紧换了便衣,携着他的ae轡f2子韩淑秀,在少数卫士引导之下,出了车站,找到一辆大车,向南面而逃。

    南面是一条通向辽中的大路。郭松龄的打算是到了辽中,转西南官道,经八角台到双台子,与占领营口的部队会合,犹可退保锦州,再作背城借一之计。

    因为郭松龄本人虽然失利,但前一天从关内却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李景林失败了。他本来在天津以北的北仓,设有坚强的阵地,不但布设地雷,还有电网。国民第一军总指挥张之江,指挥韩复渠等3个旅猛攻,伤亡累累,却不能越雷池一步。

    于是张之江跟监视段政府的京畿警卫司令鹿锺麟商量,将刘汝明、门致中的警卫第一、第二旅亦调到北仓,由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在前线指挥。

    平时关内关外白茫茫一片,这年的雪下得特别大;李鸣钟接到张之江全面总攻的命令,与5个旅长商量,决定利用天时、地利来奇袭,官兵一律反穿老羊皮袄,拂晓在雪地中匍匐前进;到达对方阵地前面,突然响起冲锋号,攻击的士兵从老羊皮袄中掏出手榴弹,向前扔去,引爆了地雷,炸坏了电网,从缺口中突破了李景林的阵地,接着占领了天津。李景林先逃入租界,后来逃往济南,与张宗昌合流。

    此外,冯玉祥又命宋哲元攻热河,作为对郭松龄的支援。只要两路有一路打通,关内关外联成一片,就成了明朝末年的局面;郭松龄的智略不输熊廷弼、洪承畴,只要后方不掣肘,守锦州与奉张隔河相拒以待变,事犹可为。

    说来说去”老帅”平时恩威并用,旧部毕竟觉得倒戈不义,心怀疚歉;这份不安的心情,越近沈阳越强烈,因此参谋长邹作华跟东北国民军第一军军长刘振东,暗地里已倒了回去。因此,当吴俊升的骑兵长驱南下时,张学良的中路及张作相的左翼,进展亦很顺利;郭松龄断后无人,终于为骑兵第七旅王永清部下在新民以南百里的老达房村追到。

    当时这对同命鸳鸯是躲在农家的菜窖中,被捕以后,解往沈阳;郭松龄可能还存着侥幸逃命的念头,因为当形势逆转时,他已通过各种关系托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吉田茂调停。这次倒戈失败,主要原因是关东军扯了他的后腿;他相信日本人为了”补过”会保住他的性命。

    这个推断并不错,吉田茂确是在12月23日晚上亲访张作霖,提出两点要求:第一、饶郭松龄一命;第二、收容郭军,和平解决。

    张作霖的回答是,收容郭军,和平解决,不成问题;不过郭松龄的安全,因为部下已动公愤,他亦无法保证。吉田茂信以为真,赶紧派领事内山到新民一带,相机将郭松龄接了回来。

    哪知那些军头,对付说情的人,有一套不得罪人的手法;表面敷衍,暗中抢先造成既成事实,所以不去说情还好,一说情便成了”催命判官”——张作霖等吉田茂一告辞,立即拿起军用电话,”找骑兵第七旅王旅长!”找到了下达口头命令:“把姓郭的小子跟他的女人,给我毙了!”这样,到内山一到,郭松龄跟韩淑秀,早就魂归离恨天了。

    当郭松龄块到白旗堡时,林长民偕同介绍人,曾任众议员的同乡李景龢,并携学生吴少蔚,已到了过大凌河第一个要冲的沟帮子;原意是观望风色,如果形势不利,立即转往营口,那里的精监公司,有他的股份,尽可暂住。不道郭松龄得到消息,遣专差将他接了来。相见之下,郭松龄执礼极恭;晤谈之间,捷报不断传来,林长民信心大增,发了个电报给他的姨太太,说”辽河冰冻未坚,车不得渡,”显然已下了决心,预备随军一起入沈阳,去主持民政。

    那知变起仓卒,当黑龙江骑兵攻击白旗堡时,林长民与李景龢,吴少蔚,还有他的一名听差,住在白旗堡郊外的小寺中;一夜惊魂,到得曙色初现时,郭松龄派了一辆大车来,关照赶紧往南走。4人坐上大车走,不多远,枪声四起,追兵已经疾驰而至了。

    于是4人下车,各寻生路;林长民的听差,扶着他躲入一条干沟;沟高及腰必须蜷伏而行。他披着一件水獭领直贡呢面子的狐皮大衣,狼狈碍足,行走不便,决计抛却这个累赘,解纽卸袖,当然要伸直身子,那知刚将头一抬,恰好飞弹如雨,连”啊哟”一声都未曾喊出口,天灵盖已去了一半,仆人护主,一直服侍到黄泉路上。至于饶汉祥却比林长民见机,早就装病回到了后方。

    轰轰烈烈、震动南北的郭松龄倒戈之役,就在一夕之间,土崩瓦解,张作霖为了安定军心,仍旧起用原来的干部,改编”东北国民军”部署略定,专程作了一次大连之行。

    此行是去向关东军道谢,见了白川义则,首先表示关东军这一次帮了他的忙,保全了他个人的颜面,万分感激。为了报答起见,他愿意倾私财以献。说完,奉上一本日本正金银行的私人存款簿;总数不下日币千万之多。

    白川义则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套,当时辞拒不受,而张作霖的态度非常恳切,白川义则决定暂且收下,再作道理。

    张作霖当然看得出来,关东军所求甚奢;所以当天晚上便装肚子疼,要立即赶回沈阳就医,避免白川的纠缠。

    “老帅对付小日本真有一套!”由张宗昌崛起谈到郭松龄消失的那掌柜,不胜感慨地说:“可也就是因为老帅的手段太高明、太滑;关东军怎么也抓不住他,以致于最后不能不下毒手。鬼子的情欠不得!可恨的是咱们中国人偏偏要欠鬼子的情!”

    正当那掌柜感慨不绝地,在追忆”老帅”在世的好日子时,那家的老大为听差请了出去;须臾回席,向金雄白说道:“金先生,有一位小姐打电话来,请您老说话;我问她的姓,她不肯说。”

    “那必是荣子。”刘子川说:“居然找到这里来了。快去接吧!”

    一接电话,果然不错;不过他是声音中听出来的,荣子既未自己报名,也没有加上”金先生”的称呼,在这面道得一声”喂”她随却就开口了。

    声音急促而低沉:“你快走吧!越快越好;最迟不能过明天上午9点!”

    “为什么?”金雄白问。

    “别问了。我没有工夫跟你多说。听我的,没有错!”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金雄白所经的风浪甚多,所以若无其事地回到原处,向刘子川说:“该告辞了!我回去还有事跟你商量。”

    本来也就该是酒阑人散的时候了,于是殷殷道谢,辞出那家。金雄白仰脸看了一下中天明月,提议安步当车,慢慢走回旅馆。

    刘子川心知他有话要谈,便关照汽车先开到旅馆去等,然后靠近金雄白,一面闲谈,一面故意将脚步放慢。

    “你猜得不错,是荣子打电话给我。不过,她跟我说的什么?你恐怕一辈子都猜不到。”金雄白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起的神态。

    “既然如此,也就不必我猜了。”刘子川答说:“你自己讲吧!”

    “她说——。”

    等他将荣子的话讲完,刘子川站住了脚,仔细看着金雄白的脸,”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说。

    金雄白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不过稍为多想一想,也不难了解,一定是自己的态度太沉着了,才会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

    于是他说:“急也没有用。好在此刻到明天上午9点,至少还有10个小时。”

    “这样,你不必回旅馆了。到我那里去。”

    “敬斋跟占春呢?”金雄白说:“我看还是回旅馆去商量好了。”

    刘子川考虑了一下,点点头说:“那就快走。”

    “慢一点!”金雄白拉住刘子川,”看样了,荣子身处危地,得想办法。”

    “这会儿怎么想?她的情况完全不明;而且你也自顾不暇。”

    金雄白想想,他的话也不错,只好不再作声。回到旅馆,刘子川将敖占春和黄敬斋都邀入金雄白房间,关紧了门,宣布有这么一个意外的信息,问大家的看法。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敖占春说:“最好今天晚上就走。”

    “晚上怎么走法?”黄敬斋问:“还有火车吗?”

    “火车是没有了。只有找部汽车直放长春。”

    “我也想到坐汽车走。”刘子川说:“不过以明天一早为宜。车子归我预备;不过占春兄最好跟廉大使通个电话,说有这样一部车子,是属于你们大使馆的。万一路上查问,我们照此回答;宪警去求证相符,就不会有问题了。”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但对这一夜住在何处,却有不同的意见,金雄白不愿移动,黄敬斋却认为迁地为良。当然,金雄白为了重视黄敬斋的安全,不能也不必坚持,不过,他提出一个补充的意见。

    “今天最好不要结帐,回头我们装作去吃消夜,一溜了之;明天上午临走以前,请子川兄派人来结帐取行李。这样,万一这里有人在监视,也可以稳住了。”

    “这是一条缓兵之计。”黄敬斋连连点头:“雄白的心很细。”

    “现在要谈荣子了。”金雄白问道:“不知道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

    “不必去打听!”刘子川说:“她当然有自保的办法;去一打听,或者打草惊蛇,反而坏事。”

    “也说不定另伏着杀机在内,等你自投罗网。”黄敬斋是职业特务,看法不一样,”我甚至于怀疑,荣子根本走不脱,故意作这么一个惊人之笔,把雄白催走了,这件事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我不以为——。”

    “好了!”刘子川打断金雄白的话说:“荣子的事,此刻根本无从谈起。等你们走了以后,我自然会调查。”

    “不但调查,还要设法营救,如果真的她身处危地的话!”金雄白向刘子川拱拱手,”拜托、拜托!”

    “阁下真是多情种子。”刘子川正色说道:“雄白兄,倒不是我杀风景,打破你心里那个维纳斯雕像,说实在话,敬斋兄的看法,我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同感。

    金雄白唯有报之以苦笑;敖占春看看表说:“是吃消夜的时候了,你们两位拿行李稍为归一归齐,就走吧!”“好!”黄敬斋起身回自己屋子,走到门口,忽然站住脚说:“咦,我想起来了,杨丽怎么没有来?”

    查问一无结果,既不见人,亦无电话;杨丽亦如断线的风筝,影踪何处,因何断线,都成了煞费猜疑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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