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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台北国际马拉松热身
我的父亲陈嗣庆先生,一生最大的想望就是成为一个运动家。虽然往后的命运使他走上法律这条路,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个勤于活动四肢的人。父亲小学六年级开始踢足球,网球打得可以,撞球第一流,乒乓球非常好,到了六十多岁时开始登山。目前父亲已经七十五岁了,他每天早晨必做全身运动才上班,傍晚下班时,提早两三站下公车,走路回家。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其实就是他一生做人做事负责认真的表率。
我的母亲在婚前是学校女子篮球校队的一员,当后卫。婚后,她打的是牺牲球。
父亲对于我们子女的期望始终如一;他希望在这四个孩子中,有一个能够成为运动家,另一个成为艺术家,其他两个“要做正直的人”能够自食其力就好。
很可惜的是,我的姐姐从小受栽培,她却没有成为音乐家,而今她虽是一个钢琴老师,却没能达到父亲更高的期许。我这老二在小学时运动和作文都好,单杠花样比老师还多,爬树跟猴子差不多利落,而且还能自极高处蹦下,不会跌伤。溜冰、骑车、躲避球都喜欢,结果还是没成大器,一头跌进书海里去,终生无法自拔。
大弟的篮球一直打到服兵役时都是队中好手,后来他做了个不喜欢生意太好的淡泊生意人。小弟乒乓球得过师大附中高中组冠军,撞球只有他可以跟父亲较量,而今他从事的却是法律,是个专业人才以及孩子的好玩伴。小弟目前唯一的运动是——趴在地上当马儿,给他的女儿骑来骑去。
在我们的家人里,唯有我的丈夫荷西,终生的生活和兴趣跟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打网球、游泳、跳伞、驾汽艇,还有终其一生对于海洋的至爱——潜水。他也爬山、骑摩托车、跑步,甚而园艺都勤得有若运动。
我们四个子女虽然受到栽培,从小钢琴老师、美术老师没有间断,可是出不了一个艺术家。运动方面,篮球架在过去住在有院落的日本房子里总是架着的,父亲还亲自参与拌水泥的工作,为我这个酷爱“轮式冰鞋”的女儿在院中铺了一个方形的小冰场。等到我们搬到公寓中去住时,在家庭经济并非富裕的情形下,父亲仍然买来了撞球台和乒乓球桌,鼓励我们全家运动,巷内的邻居也常来参加,而打得最激烈的就是父亲自己。
记得当年的台湾物质缺乏,姐姐学钢琴和小提琴,父亲根本没有能力在养家活口之外再买一架昂贵的钢琴,后来他拿出了小心存放着预备给孩子生病时用的“急救金”换了一架琴。自那时起,为了物尽其用和健康的理由,我们其他三个孩子都被迫学音乐。那几年的日子,姐姐甘心情愿也罢了,我们下面三个,每天黄昏都要千催万请才肯上琴凳,父亲下班回来即使筋疲力尽都会坐在一旁打拍子,口中大声唱和。当时我们不知父亲苦心,总是拉长了脸给他看,下琴时欢呼大叫,父亲淡淡的说了一句:“我这样期望你们学音乐,是一种准备,当你们长大的时候,生命中必有挫折,到时候,音乐可以化解你们的悲伤。”我们当年最大的挫折和悲伤就是弹琴,哪里懂得父亲深远的含意。
至于运动,四个孩子都淡漠了,连父亲登山都不肯同去,倒是母亲,跟着爬了好几年。当然,那只是些不太高的山,他们的精神是可佩的。
我的丈夫深得父亲喜爱并不完全因为他是半子,父亲在加纳利群岛时,每天跟着女婿去骑摩托车,两人一跑就不肯回家吃饭,志同道合得很。
回想有一年我开始学打网球时,父亲兴奋极了,那一年是我出国后第一次回国,在教德文,收入极有限,可是父亲支助我买二手球拍、做球衣,还付教练费,另外给我买了一辆脚踏车每日清晨骑去球场。这还不够他的欢喜,到后来,父亲下班提早,也去打球。他的第一个球伴是球场中临时碰上的——而今的国民楷模孙越。父亲打球不丢脸,抽球抽得又稳又好,他不会打竞争的,他是和平球。
等到我又远走他乡一去不返时,我的生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迁,我住北非沙滨去了。那时最普通的运动就是走路,买菜走上来回两小时,提水走上一小时,夜间去镇上看电影走上两小时,结婚大典也忘了可以借车,夫妻两人在五十度的气温下又走上来回一百分钟。那一阵,身心都算健康,是人生中灿烂非凡的好时光。
后来搬去了加纳利群岛,我的日子跟大自然仍然脱不了关系,渔船来时,夫妻俩苦等着帮忙拉渔网,朋友来时,一同露营爬山拾柴火,平日种花、种菜、剪草、擦地、修房子,运动量仍算很大。夏日每天“必去”海滩。我泡水、先生潜水,再不然,深夜里头上顶了矿工灯,岩石缝中摸螃蟹去,日子过得自然而然,肤色总是健康的棕色。虽然如此,夫妻两人依旧看书、看电影、听音乐、跳舞、唱歌,双重生活,没有矛盾。回想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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