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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天上午聂小菊没课，夫妇俩拿上从钟鼎文那里借的三千元现钞，又上储蓄所取了刚存进去不久的两千元，打的往医院方向而去。下了车，见水果摊上的水果新鲜，顺便买了一袋水果，然后走进医院，直奔住院部五楼。
吴父的病房在五楼，这是杨登科两天前就打听清楚了的。
上到五楼，杨登科先让聂小菊在楼道口站住，自己到吴父病房外晃了晃，见吴卫东不在里面，才招呼聂小菊过去，一起溜进病房。病房里很安静，吴父正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打点滴，只有吴母无声地坐在一旁守护着。听杨登科和聂小菊说是吴卫东的朋友，是专程来看望吴父的，吴母忙起身表示感谢。问候过病人，又陪吴母说了一会儿话，杨登科这才拿出装在信封里的五千元钱，从容塞到病人枕下。
吴父对此浑然不知，吴母见了，哪里肯干？说水果就留下了，钱是万万不能收的。聂小菊捉住吴母那只伸向枕边钱的枯手，说：“平时工作忙，也没时间来陪吴伯，一点小意思，伯母你就别介意了。”拉扯了一阵，吴母自然敌不过两位年轻人，只好作罢。
杨登科和聂小菊要走时，吴母千恩万谢，说：“两位提了水果，还要留下那么多钱，我们哪里受用得起。”又问两位高姓大名，在哪个单位工作，说也好告诉儿子吴卫东。杨登科正要开口，聂小菊将他扒开，抢先说道：“是吴主任最好最好的朋友，不用说名字他也是知道的。”吴母信以为真，点头道：“那倒也是的，像你们这么好的朋友，不容易结交得到，卫东也不可能有好多。”说着送客人出了病房。两人走远了，吴母还站在门口，缓缓挥动着手臂，直至两人消失在楼道口。
下楼的时候，杨登科还没想清楚聂小菊不让他说出姓名的意图，说：“送钱送物的目的还不就是要让人家领情，为你以后的事铺路？今天留了钱，却不留名也不留姓，你是想学雷锋做好事吧？”聂小菊点点杨登科的鼻子，说：“亏你还在机关呆了十多年。”杨登科说：“我在机关里呆了十多年，走关系送钱物的事也没少做，可做无名英雄这可还是第一次。”
聂小菊得意地笑笑，说出了自己的高见：“五千元不算多，也不算少吧？吴卫东见了钱，不可能不往心里去吧？一往心里去，不可能不去了解是谁送给他的吧？他现在只是办公室主任，不是局领导或实权科室科长主任，送钱的人估计也不会太多，他费不了多大劲就会了解到是你杨登科所为。你送了钱，只说是他最好的朋友，连名字也不肯留下，吴卫东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这比留名留姓，效果是不是要好得多？”
杨登科佩服聂小菊的见识，心想如果她在机关里工作，肯定比自己混得好多了。便开玩笑道：“你看问题还挺有眼光的，只可惜在学校里当老师，埋没了一个人才。”聂小菊踢杨登科一脚，说：“我不是为你着想吗？你倒好，挖苦起我来了。”
很快到了二楼，杨登科忽见猴子正手提水壶，低了头朝这边走过来。便拉住聂小菊，往后一缩，退到楼道旁的杂物房里。聂小菊还沉浸在刚才的得意里，不知何故，说：“你要干什么？”杨登科嘘一声，小声道：“我看见猴子了。”
聂小菊就噤声不语了。猴子那沉重的脚步声响了过来，然后橐橐橐一下一下敲往楼下。杨登科这才问聂小菊：“你说要不要去看看他老婆？”聂小菊想想说：“今天也没有什么准备，就免了吧，下次再来，总得带点水果什么的。”杨登科说：“他最缺的是钱。”聂小菊说：“我还不知道他最缺的是钱？可你帮得了吗？”
杨登科无话可说了，和聂小菊一起出了杂物房。为了避免碰上猴子，两人不敢走猴子刚才下去的楼道，从另一头的楼道下了楼，出了住院部。杨登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这个世界也真是无奈，急需钱用的人求告无门，不需要钱的人，别人挖空心思送钱上门，送钱的人如果送不出去，还算不上好汉。
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登科几次想去看看猴子的老婆，不知怎么的，却一直没去成。他的心思全在自己送出去的那五千元上面了，天天坐在司机班里，专心等候着好消息。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见吴卫东有什么动静，他还是一如既往，跟在康局长屁股后面跑进跑出。几乎没到司机班来，要派胡国干刁大义他们的车，也是电话联系。杨登科估计吴卫东还蒙在鼓里，没将那五千元跟他杨登科联系上来，否则他不可能这么沉得住气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吴卫东那里仍然没有音讯。杨登科有些稳不住了，心里犯了嘀咕。吴卫东不可能这么久还没弄清楚五千元钱的来历吧？这又不是什么难解的悬案。要么就是吴妈私吞了，没告诉吴卫东，可想想这种可能性不大，世上哪有母亲骗儿子的？何况那天跟吴妈的接触也看得出来，那绝对是一个诚实的老人，别说儿子，就是别人也是说不来谎的。
要么就是吴卫东收了钱，也知道是他杨登科送的，但他就是量大，没怎么把五千元放在眼里，早忘了这回事。杨登科旋即否定了这种猜测。吴卫东不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不会对五千元无动于衷的。杨登科给陈局长开过车，吴卫东便时刻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以免影响自己的前程，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精细过人。事实上不是精细人也做不了办公室主任，那可是个要处处琢磨领导心思，领导想不到要替领导想到，领导做不到要替领导做到的特殊角色。这样的角色，收了人家五千元钱却不当回事，不给人家一个交代，那好像不太可能。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软，杨登科不相信吴卫东那么容易硬得起来。
道理虽是这么个道理，但杨登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五千元钱扔到水里大小还起个泡泡呢，扔到吴卫东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谁甘心？何况五千元里还有三千元是借来的，真的这么白扔了谁不痛心？杨登科就有意无意到吴卫东前面去晃一晃。有时是在办公大楼前的坪里，见吴卫东出了电梯，正要下台阶，杨登科忙出了司机班，做出个要进办公大楼的样子，往台阶上迈。吴卫东好像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国计民生，身边的人事无法引起他的注意，杨登科跟他擦身而过，好像也感觉不出来似的，只顾低头走自己的路，连望一眼杨登科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就是无意间抬起了头，那目光也是混沌茫然空荡荡的，毫无内容。
杨登科以为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吴卫东不好对他有所表示，便到办公室去跑了两趟。吴卫东不是在看材料，就是在打电话，显得十分忙碌，杨登科走到了跟前，他也视而不见，似乎他不是市农业局的办公室主任，而是情系黎民日理万机的市长一样。倒是办公室副主任曾德平见了杨登科，会打声招呼，说：“杨科亲自到办公室指导工作来啦？”杨登科脸上一红，说：“曾主任你笑话我老实人干什么？我现在是失业工人，你当主任的总不能置之不管吧？”曾德平朝吴卫东那边努努嘴，意思是要杨登科找吴卫东，笑着走开了。
吴卫东还在那里忙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德性。杨登科心里恨恨地想，姓吴的，你难道要我本人开口说出那五千元来么？
下班回到家里，杨登科依然心不平，气不顺，忍不住跟聂小菊说起吴卫东的作派。聂小菊却依然信心不减，说：“好事不在忙中取嘛，你也太性急了点。”杨登科说：“我还性急？已经两个多星期了。”聂小菊说：“就是要让吴卫东悬一阵子，悬得他不得安宁了，他才体会得出五千元的分量。”杨登科说：“五千元有什么分量？你怕是小瞧吴卫东了。”聂小菊说：“再没分量，五千元也是五千元，我们结婚那阵，你交到我手上的还没到五千元呢。”说得杨登科忍不住笑了，说：“你是说五千元相当于给吴卫东送去个老婆？”聂小菊也笑道：“你净往歪处联想。”杨登科说：“这可是你说的嘛。”
笑过，杨登科叹口气，酸溜溜对聂小菊道：“是你不让把我们的名字告诉吴母的，如果这五千元真的什么效果也没有，看你想不想得通。”聂小菊说：“怎么想不通？权当捐了灾区。”杨登科说：“你还有几分大气。”聂小菊说：“结婚那么多年了，今天才了解你的夫人？”
正说着话，外面忽有人敲门。聂小菊起身要去开门，杨登科把她扒开，小声说：“我去开，也许是吴卫东上门答谢来了。”聂小菊说：“你想得美。”杨登科说：“说不定他手上还拿着那部面包车的钥匙呢。”聂小菊说：“如果是他，就是来退钱的。”杨登科说：“不给车钥匙，退了钱也好，免得我天天牵肠挂肚，吃不香睡不稳。”
可趴到猫眼上一瞧，杨登科就泄了气，两手向聂小菊一摊，说：“该来的没来，不该来的来了。”聂小菊说：“哪个不该来的来了？”杨登科开门的兴致都提不起来，回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朝聂小菊挥挥手，说：“你去开门吧。”
聂小菊打开门，一个腰圆膀阔的年轻人走了进来，肩上还扛着一个脏兮兮的大麻袋。
年轻人名叫杨前进，是杨登科老家相邻村上的，因为也姓杨，便与杨登科叔侄相称。其实彼此并无血缘关系，只能说五百年前是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却还有其他的关系，所以前后不出两个月，杨前进已是第三次进杨登科家了。
杨前进是来求杨登科给他找事做的。第一次杨登科帮他找了一家超市，是杨登科电大一位同学的朋友开的，让杨前进搞搬运。杨前进牛高马大的，力气有的是，这活对路。可工资太低，一月三百元，还不够他抽烟喝酒的，第二个月他就不干了。第二次找了一份扫街道的差事，也是杨登科一位当司机的同行介绍的，四百五一月，比在超市要强些，可扫了不到一个星期，杨前进就跟街上一位混混打了一架，那混混事后喊了一帮兄弟要做了他，他没法干下去了，只得回了乡下。想不到他现在又来了，肯定又是要找工作。杨登科电大同学求过了，同行也求过了，还去求谁给他找工作？
又高又大的杨前进扛着麻袋站在客厅中央，像一堵墙。嘴上还甜，先喊了聂小菊一声婶婶，又喊了杨登科一声叔叔，然后嘿嘿一笑，四下张望起来。聂小菊知道他是找搁麻袋的地方，因为地板太干净了，不好意思将脏兮兮的麻袋往地板上扔。聂小菊问是什么，杨前进说是西瓜，自家地里刚出产的头批西瓜，味道挺不错的。聂小菊就让杨前进扛着西瓜去了阳台上。杨聂听见西瓜二字，作业也不做了，嚷着要吃西瓜，跟进了阳台。
那么一大袋西瓜，估计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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