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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生意做得很大,家庭条件应该是这四个女孩子里最好的,但是倪菲菲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她的爸爸虽然没有和她的妈妈离婚,但是他的爸爸和他的秘书好上了,问题是那个秘书还不是她那个弟弟的妈妈,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个镇边的别墅里。倪菲菲也不喜欢说话,但她喜欢写文章。她参加过小青蛙演讲比赛,这个演讲比赛由小青蛙文具公司赞助,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区县举办,倪菲菲那一次讲了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因为非常契合赞助商的形象,她意外获得了第一名,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第一次获得小青蛙演讲比赛的第一名,所以她在学校里名声大噪。倪菲菲还经常投稿,她的稿子经常被绿领巾报刊登。有一天,她甚至在班会课的演讲里说,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们是高年级的学生,我们的思想已经变得成熟,我们的感情已经变得丰富,我会更好地写作,更多地反映小学生的心声。老师也告诉我,你可以尝试向更高端的报纸投稿,绿领巾报已经不是我的目标,我会做出成绩给大家看的。
倪菲菲没有说大话,很快,她一篇描写她是怎么样眼睁睁地看着冰箱里拿出来的冰块放在阳光下被烤融化的作品被刊登在了红领巾报上。
倪菲菲是这个学校的才女和美女,大部分男孩子看见她都很自卑,尤其是这些女孩子们都率先发育了,每一个都比我们高。我甚至觉得,只有成熟潇洒骑着山地车的初中生才能享有她们。
但我一定要等到夏天,我一定要知道这几个女孩子究竟谁是我爱上的那个身影。我听着小虎队1989年的磁带入眠,那盘男孩不哭被我a面b面反复聆听。和那些喜欢快歌的同学们不同,我显得更加的深沉,我喜欢那盘磁带里的慢歌。我觉得他们是没有爱上一个人,所以他们才喜欢快歌,而爱上了一个人,他就会喜欢上慢歌,因为你要弄明白,他们到底在唱些什么,是否贴合我的心境。
当时我最喜欢的歌叫我的烦恼,因为我下意识里已经觉得这段感情很悲观,因为我当时还没有1米40,而她们每一个都已经超过了1米50。这些都是我的烦恼。当时我认识的人之中有人面临下岗,有人决定下海,在一片烦恼之中,唯一的喜讯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哥哥,他被提前释放出来了,可惜我对这个哥哥没有什么感情,在我比那时尚小的时候,他就进去了。当时正值1983年的严打之后,犯罪分子和企图犯罪分子都噤若寒蝉,但是过去几年,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几起凶杀案,到处都疯传市长的女儿被社会青年强奸了,所以这个城市掀起了局部严打,一切刑事犯罪从快从严打击,尽量保持和大环境的同步。他是我的邻居的邻居的儿子,他叫肖华哥哥。也是我们最多讨论的对象。邻居的邻居是个屠夫,以杀猪为生。1987年一个半夜,肖华哥哥在街上溜达,结果被派出所民警盘问,并搜出了一把螺丝刀。
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偷窃自行车或者有偷窃的动机,而事实上,整个镇子的确丢失了一些自行车,甚至有一辆非常罕见的嘉陵摩托车被偷了。于是,肖华哥哥被判刑十年。没有人知道和证实过他是否偷窃过自行车和摩托车,但由于他也没有办法论证自己为什么半夜带着一把螺丝刀,所以依然被判刑,但是他的家人非常感谢民警宽大处理,因为当时本想将那台嘉陵摩托车算在他的头上,如果算进去,那盗窃金额就特别巨大,参照1983年的全国严打条例,可以枪毙。
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没有偷窃过自行车,但群众使用了倒推法,在肖华哥哥被抓进去的那年里,的确没有自行车再失窃,证明自行车和那台稀有的摩托车的确是肖华哥哥所偷。丁丁哥哥告诉我,如果肖华哥哥回来了,我们一定要对他好,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偷窃了,就算偷窃了,他也已经改邪归正。肖华哥哥是个好人。
我被丁丁哥哥的歪理邪说给折服了。我尽量克服着自己的感情,迎接肖华哥哥的到来。
但我更要迎接的是夏天的到来。
我要迎接漫天的星斗。
我要迎接满河的龙虾。
我要迎接能刺痛我皮肤的带刺的野草。
我要迎接能刺痛我眼睛的我从不敢正视的太阳。
我要迎接丁丁哥哥周年,据说在那个时候,他的灵魂会回来,我愿他保佑我钓到这个夏天最大的龙虾,在我的小伙伴中扬眉吐气。我愿他在我身边多逗留一分钟,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我就可以停止我的追问。
最重要的是,我要等待所有的女孩子都穿上裙子,我就能找到,究竟是谁,在我从旗杆上掉下来的那一刻,被我爱上了。
五年级的我坚信那是爱情,因为那让我夜不能寐。我开始喜欢收听电台里的情感节目。当时的电台里能收到各种各样的节目,在一些非常奇怪的频率里,我能断断续续地听到很多其他国家之声的节目,但是奇怪的是,他们都是中文的。节目里说着一些和我们的课本上不一样的话。我觉得非常的好玩,还特地拿去给我爷爷听,我爷爷一听,连忙关掉,并机警地四下扫视。他正要张口对我说些什么,又觉得不放心,打开了门探出头看看,又打开五斗橱看看,趴在地上往床底看看,然后严厉地对我说,这是在收听敌台啊。
我说,什么是敌台。
爷爷说,就是敌人的电台。
我说,敌人不是都被枪毙了么?
爷爷说,敌人是枪毙不完的。我明天马上把这个情况汇报给组织里,如果有人问起来,你就说你是不小心调到了这个台,并且主动举报给了家长,明白么?
我说,明白了。
我第一次为政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的小收音机被爷爷上缴了国家。爷爷回来还说,可恶的敌人,他们换了频率,组织上检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搜不到了。小孩子千万不要听这些,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些都是资本主义垃圾。
我问爷爷,我的收音机呢?
爷爷说,上缴了,被封存了。
我说,那我的磁带呢?
爷爷说,什么磁带?
我说,男孩不哭。
爷爷说,在收音机里,当然也被封存了。
我当时就哭了。
我爷爷见我哭得伤心,说,这样,我明天去申请一下,把磁带拿回来,那个收音机我估计还要放一段时间,那个磁带叫什么来着。
我哭着说,男孩不哭。
爷爷问我,谁唱的?
我说,小虎队,小虎队。
爷爷问我,小虎队,哪里的部队?
我说,不是部队,是个组合,由霹雳虎、乖乖虎和小帅虎组成的。
爷爷说,哦,是个乐队。
我鼻涕都快掉到地上,说,是个乐队,是个乐队。
爷爷说,嗯,我明天去拿回来,是哪里的乐队?
我哭得更大声了,颤抖地说,是台湾的。
爷爷表情一下子凝重了,说,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台湾的东西还是要小心的。
我说,爷爷,你帮不帮我拿回来?
爷爷说,等组织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