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子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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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里的日子于我而言，指的是1973年3月到1975年5月的那段日子。虽然远在四十年以前，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年零两个月，却是我人生中永远都不会忘怀的日子。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艰苦，却也苦中有乐的一段时光。过后的几十年里我时常在想：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虽然让我们错过了进大学深造的最佳年龄，让我们在穷苦的农村、在辛苦的劳动中度过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但回想起来我毫无怨言，因为繁重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使我们磨练出勤劳、坚强、乐观、豁达的品格，这些优良的品格成为我们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当年的必由之路

    “知识青年”是我国在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个特殊称号。出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上山下乡的历程，但每个人的具体经历又各不相同。知识青年中还有着“老三届、新三届”之分，那是按照他们毕业的年限来划分的。一般说来，老三届指的是“文革”前期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下放的时段大多在1968到1969年间。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复课后的初、高中毕业生，下放的时间段在1973年初到1977年初。我属于后者中的一员。

    由于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就因为解放前他在武昌念高中时的一段经历而被扣上了“c。c派特务”的帽子，父亲随后被隔离审查，大约有七年的时间我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从“文革”一开始我和弟妹就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行列，那年我刚满十二岁，弟弟不满十岁，妹妹八岁多，年幼的我们开始过着政治上倍受歧视的精神生活。也是因为受父亲的影响，1966年7月小学毕业的我没能进入初中。或许是因祸得福吧，三年后我理所当然的不必跟随69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其实根本也算不上因祸得福，没有下放的我也没有逃离厄运。

    母亲是一名中学教师，从一开始她就不相信丈夫会是个特务，在她眼里我父亲就是个胆小懦弱的知识分子。父亲被隔离审查后，母亲多次替丈夫写申诉信，结果被扣上“为特务丈夫翻案”的罪名。1969年的秋天，母亲被下放到一所乡镇中学，我们全家随同母亲来到一个叫做双桥镇的地方。母亲感到特别委屈，次年又上书投诉到中央，不久便被剥夺了教学资格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大约有近一年的时间，家中就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婆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外孙。那是我们家最为艰苦的日子，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姐弟妹三人学会了不少的家务活儿。成家之后时常听到同事、邻居称赞我心灵手巧、干活儿麻利，我就会想起那段艰苦的日子。正是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更培养了我生活的能力。

    即便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母亲仍教育三个子女，人这一辈子最需要的是知识，没有知识就会永远受歧视。母亲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子女争取读书的机会。1969年10月在母亲的极力争取下，我插班进入复课后的乡镇中学读书。那时的中学学制改为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教学年度与自然年度吻合。1973年元月我高中毕业了，那时高考制度依旧没有恢复，谁都没有机会考大学。母亲和我都很清楚，上山下乡就是我的必由之路。毕业之前，母亲为我到底是投亲靠友到祖籍黄陂木兰山下插队，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到知青点插队纠结了一段时间。母亲考虑再三，觉得黄陂老家并无近亲，于是决定让我服从安排集体插队。1973年春节刚过，我和四名同学组队来到大悟山下的石咀大队，在广阔天地开始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涯。

    二、大队部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新三届”首批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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